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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公共观察”是一张城市名片

“广州公共观察”是一张城市名片

 

 

若允许套近乎的话,不妨说,我是“广州公共观察”最忠诚的见证者。当“广州公共观察”在观察广州的同时,我则在观察“广州公共观察”。

早在“广州公共观察”的萌芽时期,我便知道,广州有这么一帮公民,热衷于地方公共事务,以批评政府部门为己任,他们不讲主义,只谈具体问题,一秉至公,直言不讳。这得从2006年苏少鑫兄主持《新快报》评论版说起。作为该报的评论作者,我常常发现自己的名字与王则楚、李公明、信力建、曾德雄、孟浩等——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了“广州公共观察”的主力——出现在同一版面,时间久了,感觉竟如相知经年的老友,尽管我们之间并无一分私交。有时我也会摆出杞人忧天的姿态,向苏少鑫表示:王则楚、李公明等老师毕竟身在广州,这样激烈批判当地政府,会不会遭到打击报复,承蒙不弃,有些棘手论题,可交给我这个外地人来写,实行“异地监督”,风险相对小一些。苏少鑫的答复,大意便是那句“幸亏是在广州”。这令我无比艳羡,却也忧伤不已。

我的忧伤,至今不息。中国之大,却只有一个“广州公共观察”。有些地方,有“观察”而无“公共”;有些地方,则欲“观察”而不得,刚刚播种,便遭扼杀。“幸亏是在广州”的感慨,包含了几多感恩,几多自得,生动呈现了“广州公共观察”诞生和成长的优越语境。相形之下,广州堪称吾国公民社会最成型的城市,我生活的城市宁波,更适用“市民社会”之说,至于我的家乡皖北,还处于臣民社会的蛮荒阶段。

当然,广州与“广州公共观察”的关系,应属相互成就,相得益彰。广州的社会土壤,孕育并包容了王则楚、李公明等所谓“刺儿头”的公共观察,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对抗化作对话,使“协商民主”从纸面走到地面;反之,正是这些刺头的批判和建言,提升了城市的品位,拓宽了公共的边界,使公权力一刻不敢懈怠,使公民社会愈发茁壮成长。没有广州的开放,自然不会有“广州公共观察”;反之,没有“广州公共观察”这张城市名片,广州便不再是那个让人骂更让人爱的广州。

《中国青年报》对“广州公共观察”的报道,提及一个细节。2008年,广东省政协换届,屡屡给政府部门“挑刺儿”的孟浩一度感到焦虑,他向朋友倾诉,担心“这次要被拿下来了”,出乎意料的是,孟浩不仅成功连任,还被选为政协常委。对比河南的赵克罗,因批评平坟政策而落选河南省政协委员,孟浩的经历,愈发可以印证“幸亏是在广州”这句话的含金量。

我无意为广州歌功颂德,只是试图指出一点事实:沃土有助于播种。然而种子的成长,并不完全依赖土壤的品质。就城市与公民的关系而言,生在广州这样的城市,可谓一个公民的最大幸运,假如不幸生在了广州之外,我们就可以拒绝成为公民么;进一步讲,广州需要“广州公共观察”,那么宁波何尝不是更需要“宁波公共观察”?

公民之为公民,即在于无论置身何时何地,都以公民自命、自律、自勉,坚守权利,涵养德行,捍卫独立,向往自由,日拱一卒,滴水穿石(曾德雄说:“所有的进步还是要靠一点一滴地缓慢推进,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负初心,方得始终。倘遭遇什么困难,他们首先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外界,诿过于外,其实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正如朱学东先生所言,“在最坏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我们则须立志,勿论所生活的地方,环境如何荒凉,空间如何逼仄,都要做最好的公民。

基于对“广州公共观察”的敬意,我们祈望,每一座城市,都有这么一张名片,都有这么一个公民共同体。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拥有足以媲美广州的土壤,那么,“广州公共观察”正是公民建设的路标,组团抗争,胜于孤军奋战;如果没有,不必气馁,你可以先去做王则楚、苏少鑫这样的公民。不难想见,即便不在广州,即便没有“广州公共观察”,王则楚还是王则楚,苏少鑫还是苏少鑫,他们依然是公民楷模。

 

2014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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