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公共观察”是一张城市名片

若允许套近乎的话，不妨说，我是“广州公共观察”最忠诚的见证者。当“广州公共观察”在观察广州的同时，我则在观察“广州公共观察”。

早在“广州公共观察”的萌芽时期，我便知道，广州有这么一帮公民，热衷于地方公共事务，以批评政府部门为己任，他们不讲主义，只谈具体问题，一秉至公，直言不讳。这得从2006年苏少鑫兄主持《新快报》评论版说起。作为该报的评论作者，我常常发现自己的名字与王则楚、李公明、信力建、曾德雄、孟浩等——后来这些人都成为了“广州公共观察”的主力——出现在同一版面，时间久了，感觉竟如相知经年的老友，尽管我们之间并无一分私交。有时我也会摆出杞人忧天的姿态，向苏少鑫表示：王则楚、李公明等老师毕竟身在广州，这样激烈批判当地政府，会不会遭到打击报复，承蒙不弃，有些棘手论题，可交给我这个外地人来写，实行“异地监督”，风险相对小一些。苏少鑫的答复，大意便是那句“幸亏是在广州”。这令我无比艳羡，却也忧伤不已。

我的忧伤，至今不息。中国之大，却只有一个“广州公共观察”。有些地方，有“观察”而无“公共”；有些地方，则欲“观察”而不得，刚刚播种，便遭扼杀。“幸亏是在广州”的感慨，包含了几多感恩，几多自得，生动呈现了“广州公共观察”诞生和成长的优越语境。相形之下，广州堪称吾国公民社会最成型的城市，我生活的城市宁波，更适用“市民社会”之说，至于我的家乡皖北，还处于臣民社会的蛮荒阶段。

当然，广州与“广州公共观察”的关系，应属相互成就，相得益彰。广州的社会土壤，孕育并包容了王则楚、李公明等所谓“刺儿头”的公共观察，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对抗化作对话，使“协商民主”从纸面走到地面；反之，正是这些刺头的批判和建言，提升了城市的品位，拓宽了公共的边界，使公权力一刻不敢懈怠，使公民社会愈发茁壮成长。没有广州的开放，自然不会有“广州公共观察”；反之，没有“广州公共观察”这张城市名片，广州便不再是那个让人骂更让人爱的广州。

《中国青年报》对“广州公共观察”的报道，提及一个细节。2008年，广东省政协换届，屡屡给政府部门“挑刺儿”的孟浩一度感到焦虑，他向朋友倾诉，担心“这次要被拿下来了”，出乎意料的是，孟浩不仅成功连任，还被选为政协常委。对比河南的赵克罗，因批评平坟政策而落选河南省政协委员，孟浩的经历，愈发可以印证“幸亏是在广州”这句话的含金量。

我无意为广州歌功颂德，只是试图指出一点事实：沃土有助于播种。然而种子的成长，并不完全依赖土壤的品质。就城市与公民的关系而言，生在广州这样的城市，可谓一个公民的最大幸运，假如不幸生在了广州之外，我们就可以拒绝成为公民么；进一步讲，广州需要“广州公共观察”，那么宁波何尝不是更需要“宁波公共观察”？

公民之为公民，即在于无论置身何时何地，都以公民自命、自律、自勉，坚守权利，涵养德行，捍卫独立，向往自由，日拱一卒，滴水穿石（曾德雄说：“所有的进步还是要靠一点一滴地缓慢推进，不是一蹴而就的。”），不负初心，方得始终。倘遭遇什么困难，他们首先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外界，诿过于外，其实是一种懦弱的表现。正如朱学东先生所言，“在最坏的时代，做最好的自己”，我们则须立志，勿论所生活的地方，环境如何荒凉，空间如何逼仄，都要做最好的公民。

基于对“广州公共观察”的敬意，我们祈望，每一座城市，都有这么一张名片，都有这么一个公民共同体。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拥有足以媲美广州的土壤，那么，“广州公共观察”正是公民建设的路标，组团抗争，胜于孤军奋战；如果没有，不必气馁，你可以先去做王则楚、苏少鑫这样的公民。不难想见，即便不在广州，即便没有“广州公共观察”，王则楚还是王则楚，苏少鑫还是苏少鑫，他们依然是公民楷模。

2014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