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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论英雄?

何以论英雄?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剧,使对邓小平的评价,再次成为焦点。自1997年邓公逝后,这便构成了一个难题,而且,改革愈深入,难度便愈大。我屡屡见人感慨:评毛不难,评邓难。这话不难理解。第一,以毛命名的时代已经结束,以邓命名的时代依然在深水区徘徊,最终通往何方,还是未知数;第二,若将此二人比作石头,毛棱角分明,邓则圆润、内敛,况且他的一些棱角,并非为时代的激流所磨去,而是他自己亲手打落。相比之下,自然是后者更难认知、定论。

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评毛何尝不难?激变、颠簸的二十世纪中国,哪个政治人物容易评价?除了毛、邓,如周恩来、林彪、蒋介石、汪精卫,以及更早的孙中山、袁世凯等,如今都处于争议的漩涡之中,昨天还供在神龛之上,今天便落于凡尘之下,今天还是窃国大盗,明天便是国之干城,伟人与罪人,英雄与小丑,往往反转于一瞬之间。

说英雄,谁是英雄,首先要明确,何以论英雄。古往今来,这都是第一等难题。青梅煮酒,“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且不说闻听此言“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的使君刘备,曹操是不是英雄,纷争千载,尚无定论,诚可见论断之难。价值观不一,标尺不一,视界不一,结论便可能大相径庭。譬如以忠君而论,曹操可谓奸贼;以安民而论,则是英雄无疑。

这便涉及到历史人物的评判,有哪些规则可循。据我论史的原则,第一是慎用政治与道德标签,如反动派、忠奸之分、君子小人之说等。标签这玩意,就像一枚巨大的树叶,往人身上一贴,方便极了,可惜从此你只见一个单调的轮廓,不见那个鲜活的生命,及其背后多元、流动的世界。而且,喜欢贴标签,尤其是以狭隘、专断著称的政治与道德标签,往往使人心与思维僵化,同时滋长惰性。

比如说,斥一个人为反动派,他的所有恶行,都将基于这一点事实:他是反动派。标签本来是结果,在此却化作原罪。假使我们接受了这种思维,便不会追问:何谓反动,谁来定性反动,除了反动,他还干过什么?再如,以南明史为例。对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我们一贯斥之为奸臣、小人,并视为南明覆亡的罪魁。然而我们总结历史教训,难道仅仅止于“奸臣亡国”、“小人亡国”这些字眼么;难道不该问一声:奸臣何以奸,小人何以小,奸臣与小人何以误国?须知忠奸之论,大都是为最高决策者脱罪的借口;小人则由君子所制造,并作为“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刀尔登语),倘论误国,君子误起来,往往尤甚于小人呢。

第二,如俗语所云,不以成败论英雄。除了要提防历史功利主义的流毒,此言的关节,还在于成败的定义,何谓成,何谓败。有些人,有些事,从一时来看,也许失败;从一世(百年、千年)来看,可谓成功,反之亦然。如六十年前的朝鲜战争,当时,中国自认为胜利者(当然是惨胜),美国强调是一场平局。现在,奥巴马却有理由宣布:这不是平手,而是胜利。“今天,朝鲜半岛向世界展示两个社会之间最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开放的社会,一个是封闭的社会;一个是充满活力和蓬勃发展的国家,一个是宁愿让本国人民挨饿却拒不改变的政府。这一对比如此鲜明,从太空都能看到:首尔灯火辉煌,北方一片黑暗。”尽管我非常讨厌奥巴马这个吹牛大王,一旦联想朝鲜的现状,却不得不承认他的话极具蛊惑力。

时间之外,还有价值的进化,可改写对成败的偏见。1945年,丘吉尔败选,把首相之位拱手让给了工党领袖艾德礼,斯大林嘲笑他:你打赢了仗,人民却罢免了你。丘吉尔回应:“我打仗就是保卫人民罢免我的权力。”与此相应的是2008年,台湾大选,谢长廷败给了马英九,国民党卷土重来,民进党的谢长廷却坚称,这不是民主的失败,而是民主的结果。论权力更替,丘吉尔与谢长廷的确失败了,然而站在民主的高度,他们并未失败,反而印证了民主的胜利。

第三,拓宽历史的视界,风物长宜放眼量。想起初学四国军棋的时候,友人对我说,你现在下棋,只能看三步,我能看十步,眼光一放高远,便可少走废棋。待我玩到一定境界,才明白他的意思。知人论世,与下棋一样。当你局促于一时一地的得失,不免错把土鳖当伟人,反视英雄为小丑;拥有了辽阔的视野,凡事不再执迷于当下,而能着眼于十年百年,那么论断人物,则可高瞻远瞩,一目了然:哪些人是基石,哪些人是泡沫,哪些人施与时代的阻力将大于动力,哪些人将引领一个国家坠入万劫不复之深渊。

拓宽历史的视界,还包含一重意思,我们研究历史,不仅要学会正视,还要学会反过来观察;论断一个人,特别是执政者,不仅要看他带来了什么,还要看他阻挡了什么。李敖小说《北京法源寺》便以此论慈禧太后:“……不必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的发现,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他们是一块顽固的绊脚石,自己不前进,却又使别人不得前进。”

第四,盖棺论定,划分功过,早已成为我们的传统,只是需要切记,可论功过,功过却不能相抵,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必须分明,伟人可以有过错,罪人可以有功劳,有时,唯有洞察其过,才能明确其功。而且我以为,功过就像成败,不必过于看重。当评判机制出现动荡,功过便可能此消彼长。如毛泽东称斯大林七分功三分过,搁在今天,恐怕饱受质疑;正如毛公一生功过,同样落得七三开,在官方与民间,却难达成共识。

说到底,任何评判,背后都隐藏了一种价值观,这才是根本。你坚持三纲,冯道就是奸臣,你坚持民生,冯道则为贤人;你认同专制,斯大林当是人杰,你认同民主,丘吉尔可谓英雄。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了什么样的英雄。这么说不免流于相对主义。所幸世界潮流,浩浩汤汤,大浪淘沙,去芜存菁。有时,也许要等到退潮之后,我们才能认清,哪些价值,早已被潮水卷走,哪些英雄,不过是裸奔的小丑。

 

2014年9月10日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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