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论英雄？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剧，使对邓小平的评价，再次成为焦点。自1997年邓公逝后，这便构成了一个难题，而且，改革愈深入，难度便愈大。我屡屡见人感慨：评毛不难，评邓难。这话不难理解。第一，以毛命名的时代已经结束，以邓命名的时代依然在深水区徘徊，最终通往何方，还是未知数；第二，若将此二人比作石头，毛棱角分明，邓则圆润、内敛，况且他的一些棱角，并非为时代的激流所磨去，而是他自己亲手打落。相比之下，自然是后者更难认知、定论。

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事实上，评毛何尝不难？激变、颠簸的二十世纪中国，哪个政治人物容易评价？除了毛、邓，如周恩来、林彪、蒋介石、汪精卫，以及更早的孙中山、袁世凯等，如今都处于争议的漩涡之中，昨天还供在神龛之上，今天便落于凡尘之下，今天还是窃国大盗，明天便是国之干城，伟人与罪人，英雄与小丑，往往反转于一瞬之间。

说英雄，谁是英雄，首先要明确，何以论英雄。古往今来，这都是第一等难题。青梅煮酒，“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且不说闻听此言“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的使君刘备，曹操是不是英雄，纷争千载，尚无定论，诚可见论断之难。价值观不一，标尺不一，视界不一，结论便可能大相径庭。譬如以忠君而论，曹操可谓奸贼；以安民而论，则是英雄无疑。

这便涉及到历史人物的评判，有哪些规则可循。据我论史的原则，第一是慎用政治与道德标签，如反动派、忠奸之分、君子小人之说等。标签这玩意，就像一枚巨大的树叶，往人身上一贴，方便极了，可惜从此你只见一个单调的轮廓，不见那个鲜活的生命，及其背后多元、流动的世界。而且，喜欢贴标签，尤其是以狭隘、专断著称的政治与道德标签，往往使人心与思维僵化，同时滋长惰性。

比如说，斥一个人为反动派，他的所有恶行，都将基于这一点事实：他是反动派。标签本来是结果，在此却化作原罪。假使我们接受了这种思维，便不会追问：何谓反动，谁来定性反动，除了反动，他还干过什么？再如，以南明史为例。对马士英、阮大铖之流，我们一贯斥之为奸臣、小人，并视为南明覆亡的罪魁。然而我们总结历史教训，难道仅仅止于“奸臣亡国”、“小人亡国”这些字眼么；难道不该问一声：奸臣何以奸，小人何以小，奸臣与小人何以误国？须知忠奸之论，大都是为最高决策者脱罪的借口；小人则由君子所制造，并作为“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刀尔登语），倘论误国，君子误起来，往往尤甚于小人呢。

第二，如俗语所云，不以成败论英雄。除了要提防历史功利主义的流毒，此言的关节，还在于成败的定义，何谓成，何谓败。有些人，有些事，从一时来看，也许失败；从一世（百年、千年）来看，可谓成功，反之亦然。如六十年前的朝鲜战争，当时，中国自认为胜利者（当然是惨胜），美国强调是一场平局。现在，奥巴马却有理由宣布：这不是平手，而是胜利。“今天，朝鲜半岛向世界展示两个社会之间最鲜明的对比：一个是开放的社会，一个是封闭的社会；一个是充满活力和蓬勃发展的国家，一个是宁愿让本国人民挨饿却拒不改变的政府。这一对比如此鲜明，从太空都能看到：首尔灯火辉煌，北方一片黑暗。”尽管我非常讨厌奥巴马这个吹牛大王，一旦联想朝鲜的现状，却不得不承认他的话极具蛊惑力。

时间之外，还有价值的进化，可改写对成败的偏见。1945年，丘吉尔败选，把首相之位拱手让给了工党领袖艾德礼，斯大林嘲笑他：你打赢了仗，人民却罢免了你。丘吉尔回应：“我打仗就是保卫人民罢免我的权力。”与此相应的是2008年，台湾大选，谢长廷败给了马英九，国民党卷土重来，民进党的谢长廷却坚称，这不是民主的失败，而是民主的结果。论权力更替，丘吉尔与谢长廷的确失败了，然而站在民主的高度，他们并未失败，反而印证了民主的胜利。

第三，拓宽历史的视界，风物长宜放眼量。想起初学四国军棋的时候，友人对我说，你现在下棋，只能看三步，我能看十步，眼光一放高远，便可少走废棋。待我玩到一定境界，才明白他的意思。知人论世，与下棋一样。当你局促于一时一地的得失，不免错把土鳖当伟人，反视英雄为小丑；拥有了辽阔的视野，凡事不再执迷于当下，而能着眼于十年百年，那么论断人物，则可高瞻远瞩，一目了然：哪些人是基石，哪些人是泡沫，哪些人施与时代的阻力将大于动力，哪些人将引领一个国家坠入万劫不复之深渊。

拓宽历史的视界，还包含一重意思，我们研究历史，不仅要学会正视，还要学会反过来观察；论断一个人，特别是执政者，不仅要看他带来了什么，还要看他阻挡了什么。李敖小说《北京法源寺》便以此论慈禧太后：“……不必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的发现，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他们是一块顽固的绊脚石，自己不前进，却又使别人不得前进。”

第四，盖棺论定，划分功过，早已成为我们的传统，只是需要切记，可论功过，功过却不能相抵，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必须分明，伟人可以有过错，罪人可以有功劳，有时，唯有洞察其过，才能明确其功。而且我以为，功过就像成败，不必过于看重。当评判机制出现动荡，功过便可能此消彼长。如毛泽东称斯大林七分功三分过，搁在今天，恐怕饱受质疑；正如毛公一生功过，同样落得七三开，在官方与民间，却难达成共识。

说到底，任何评判，背后都隐藏了一种价值观，这才是根本。你坚持三纲，冯道就是奸臣，你坚持民生，冯道则为贤人；你认同专制，斯大林当是人杰，你认同民主，丘吉尔可谓英雄。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了什么样的英雄。这么说不免流于相对主义。所幸世界潮流，浩浩汤汤，大浪淘沙，去芜存菁。有时，也许要等到退潮之后，我们才能认清，哪些价值，早已被潮水卷走，哪些英雄，不过是裸奔的小丑。

2014年9月10日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