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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缘何会捧周啸天的臭脚?

王蒙缘何会捧周啸天的臭脚?

 

 

鲁迅文学奖点燃的战火,不仅在烧灼获奖者,还蔓延到为获奖者背书的文化名流身上。如周啸天获奖,曾高度赞赏周诗的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便被殃及。

我找来王蒙评论周啸天的两篇文章,皆刊于《文汇报》,前后时隔八年。2006年5月12日,王蒙发表《读来甚觉畅快——谈周啸天的传统体诗词》,称道周啸天:“第一他写得古色古香,幽凝典雅,第二他写得新奇时尚,与时俱进;第三他写得活泼生动,快乐阳光;第四他写得与众不同,自立门户;第五他写得衔接传统,天衣无缝。”“难得有这样一部奇书(指周著《欣托居歌诗》,欣托是周啸天的号),值得一读一吟一粲。读周啸天之诗词,人生快事也。”当然,结尾还得摆出前辈的姿态点拨一二,以示老成:“能不能再往深邃里走,此乃后话。”

老实说,王蒙此文,虽嫌过誉,却非毫无底线的吹捧,譬如标题使用“甚觉畅快”而非“极为畅快”等,可见分寸,故不妨视为文坛耆宿对后学(王蒙年长周啸天14岁,论成就与名望,则判若云泥)的奖掖。其中称周啸天《将进茶》“亦属绝唱”云云,读者大可付之一笑。

2014年8月27日,王蒙发表《读周啸天<邓稼先歌>随记》,赞叹周啸天“写就了一首大诗,差可无恨”。对于周诗“一生边幅哪得修,三餐草草不知味”,王蒙评曰:“老王顿足拍案,击节赞叹。话说得如此准确生动新鲜朴实。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全付其中,用字俗而又俗,反成绝唱。”周诗“两弹元勋荐以血,名编军帖古如是”,被王蒙称作“激越绝伦”。就连周诗当中最为人诟病的那句“七六五四三二一,泰华压顶当此际”,王蒙都啧啧称羡:“诗胆包天!几个数字,把读者拉回到两弹一星实验时令人揪心的倒计时场面。”

初读此文,我还以为王蒙意在反讽。《邓稼先歌》是什么水平,稍具诗歌鉴赏能力,都不难明察。王蒙竟一本正经,逐句解读,“哀之,钦之,咏之,叹之”,煞费工夫,却捧出一只臭脚。这到底是过于昏聩,还是过于奸猾呢?

王蒙此举,引来群嘲。有人说,王蒙明知周诗不好,还坚持说好,可谓颠倒黑白,不知廉耻,真是寿则多辱,老而不死是为贼;有人则道,王蒙对古诗,本来就是外行,甚至怀疑其根本不识韵律、不分平仄,所以才会盲目吹捧周啸天这等货色。缘于此,王蒙的旧体诗被翻出,如“卡拉OK嗷嗷叫,农妇欢歌甚解颐”(《夏日即景七首·四》)、“周末大巴至,村姑叫卖忙”(《山居杂咏十一首·新景点》)等,大抵可比周啸天的“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堪作消暑之物。

我在微博读到礼泉村夫讽喻王蒙的古诗:“举国皆笑此诗丑,可叹王公独赞奇。陋弊不文无寸彩,昏庸附会有深疑。信息网络攻击妄,私货人家吹捧急。此老名将垂宇宙,未知荣辱哪端题。”以诗讽诗,这一比,高下立判。

王蒙自然不会无端吹捧周啸天。据报道,二人已经有十余年的交情。2002年,在安徽师大召开的李商隐研究年会之上,周啸天初见王蒙。当时王蒙给该校学生做了一场《论无端》的学术报告,令周啸天浮想联翩,作《听王蒙讲座感赋》纪之。不久,周啸天将此诗连同他的其他诗作,一并寄给王蒙,王蒙回信,其中道:“《洗脚》与《人妖》两首,奇诗奇思,真绝唱也!”看来王蒙夸赞周啸天,早有渊源。

2005年,王蒙与周啸天在成都见面。“今宵荧幕富星光,五省共追超女狂”,彼时正在热播的超级女声,成为二人的共同话题。周啸天的名作《超级女声决赛长沙二首》(“珠圆荷洁呈靓影,笔畅墨酣赋宇春”即出于此),王蒙应是最早一批读者。

……

在我看来,王蒙对周啸天的赞赏,更多体现为一种人情往还。以王蒙的文学造诣和眼光,周啸天的斤两,他如何掂量不出;以他的性情与处事风格,却只能说好话,不会出恶言。查建英写王蒙,引用了一位自由派人士的看法,称王蒙“实际上是主流的温和派”,“他身上体现的是中庸之道”。王蒙的中庸,并非儒家的中庸,更像是在中国官场流行的中庸,有时表现为通达,有时表现为圆滑,有时表现为逃避,有时则是和稀泥。

回想这些年来,王蒙所说的好话,何止千百;至于作序、上腰封,甚而推荐郭敬明之流加入作协等,只道是寻常。他褒奖的人与书,有些还不如周啸天呢,更不入流。

“满纸游戏语,彻底明白人。”(冯骥才写王蒙)王蒙的问题,不是不够聪明,而是过于聪明;不是不知变通,而是不知坚守。从“躲避崇高”开始,他俨然窥破了世情,在理想与现实、权力与文化之间游刃有余。晚年的他甚至获得了“通人”之誉。然而面面俱到未必就是通达,游戏红尘未必就是通透,左右逢源有时只是乡愿的幻象,“游戏语”有时只是浅薄的自欺。王蒙的格局与价值观之局限,使他始终未能打通世界与自我,他的从心所欲不是逍遥而是滑头,他隔膜于自由正如隔膜于智慧。同样被誉为通人,他远不及汪曾祺。

通人之为通人,在于以更高远的价值观消融了世俗的原则,或者说,他融通了原则,而非不讲原则。我认识一位文坛前辈,晚年的他,最大乐事即给人作序,勿论对象是臭名远扬的官员,还是言之无物的商人,抑或故作深沉的中学生。而且他从不让助手代笔,一贯亲力亲为。人们提起他,纷纷赞曰:好人。后来,赞语渐渐变成“老好人”,这就有了三分嘲讽的意味。因为他什么书都会推荐,什么人都要揄扬,不分良莠,不分青白。毫无原则的“通人”,不过是好好先生;什么都说好,等于不辨是非。奸猾与昏聩,仅仅一步之遥。

何谓人情,何谓原则,再举一例。两年前,作家出版社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组织了 100位知名作家手抄此文。据说,接到邀约的作家当中,唯有王安忆断然拒绝。当时我与一位作家朋友谈及此事,他说如果找到他,恐怕他也会抄,因为他与作家出版社不乏合作,人情难却,尽管他决不认同《讲话》的精神。这便是人情高于原则的生动表现。他问我怎么办,我答:抄两句曹丕《典论》寄回去,如“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他哈哈大笑:你这滑头!

回头再说王蒙。他为周啸天鼓吹,说来无关大节,不妨置之不论,没有多少人在乎周啸天的作品,正如没有多少人在乎王蒙残存的声名。对王蒙其人,我只是视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无意苛责,更无意为他辩护。我好奇的是查建英写王蒙,标题何以为“国家的仆人”,当过文化部长的王蒙为什么不能是“国家的主人”呢。如今,我似乎找到了答案。

 

2014年9月3日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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