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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稻草人

中国稻草人

 

 

叶圣陶先生的童话《稻草人》,是一个无比忧伤的故事。幼时读来,往往要抑郁半日,对童心的杀伤力,超过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叶先生以稻草人的眼目,观照惨痛的世情:可怜的农妇,可怜的渔妇、可怜的自杀者、可怜的鲫鱼……然而对于人间世的悲剧,稻草人什么都挽救不了、改变不了。“见死不救不是罪恶吗?自己就正在犯着这种罪恶。”“我的心不但愿意救你,并且愿意救那个捕你的妇人和她的孩子,除了你、渔妇和孩子,还有一切受苦受难的。可是我跟树木一样,定在泥土里,连半步也不能自由移动,我怎么能照我的心愿去做呢!请你原谅我,我是个柔弱无能的人哪!”最终,在内疚感与无力感之间纠结的稻草人“倒在田地中间”,与悲剧同眠。

稻草人隐喻什么呢,历来众说纷纭。童话作于1922年6月7日,许知远据此猜测,也许隐喻“刚刚兴起的知识分子”,在高昂的观念与脆弱的行动之中,在希望的光亮与现实的黯淡之中,“他们深感迷惘、无力,像是田里的稻草人”。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被许知远翻出作为佐证。事实上,倪焕之所对应的形象,如小说结尾所示,是一只苍蝇,陷入了“奸诈,浮滑,粗暴”的蜘蛛的包围,好像比稻草人还惨。

张建伟则将稻草人与法律联系起来:“……在一个不尊重法律的社会,法律只能吓鸟,不正像个稻草人吗?再想一想,在这样的社会,司法神像也只是个稻草人。”“在法律只是稻草人的社会,没有人相信,法律的正当程序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好办法。”这无疑是一个更易深获人心的诠释,因为我们便生在了法律稻草人的社会,法律用来吓唬鸟,而对付不了作恶的鸟人,到头来,连鸟都不惧法律。稻草人头上,落满了强权与民粹的鸟屎。

细细想来,稻草人的隐喻,岂止适用于法律,适用于知识分子?

在吾国,与法律一样,民主、公民权等,何尝不是稻草人呢,虽铭刻于煌煌法典之上,却形同摆设,专门蛊惑、蒙骗不知内情的菜鸟。权利的装饰十分华丽,倘你试图将其从文本引入实践,却发觉那些宏大的汉字往往虚有其表,碰到现实的高墙,便迅速支离破碎。民主则如镜花水月,虚无缥缈,常人难以触及,我们天天听人讲,民主是个好东西,且不论好坏,民主首先得是个东西,看得见,摸得到,可上厅堂,可进厨房,我们需要“可操作的民主”,而非像稻草人那样,仅仅是一个草架子。

与知识分子相比,吾国的民众更像是稻草人,甚至不是“像”,他们原本就是稻草人。他们构成了“人民”的概念,然而何谓人民,谁是人民,从来不由自主,人民的内涵早已被掏空,只留给他们一个单薄的外壳。他们日夜耕耘、守护脚下的土地,然而土地的所有权却不属于他们,土地财政的蛋糕被国家与集体鲸吞、蚕食,落在他们手上的只是一片残屑。他们貌似拥有自由,然而对农民工而言,繁华的城市终是异乡,对草根而言,高堂广厦犹如海市蜃楼,尘归尘,土归土,最终,他们还得被支在田里,静待朽坏的命运。

从这个意义上讲,稻草人不是对哪一种事物、哪一个群体的隐喻,而是对转型中国的隐喻。当一个国家的民众、知识分子、法律、政治制度,先后与稻草人的隐喻发生关系,那么这个国家恐怕难以摆脱稻草人的处境。

叶圣陶写作《稻草人》之际,中国内则诸侯割据,外则列强环伺,尤其日俄,皆虎视眈眈,欲将中国一口吞入腹中。早些年头,如1895年,中日马关议和,伊藤博文力主一月内完成台湾的交割,李鸿章说:“头绪纷繁,两月方宽,办事较妥;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博文答:“尚未下咽,饥甚。”如此赤裸、贪婪,可见在伊藤博文这样的枭雄眼中,衰老的帝国,丝毫不具稻草人的震慑效果,而如刀俎之上的鱼肉,等待宰割是无可避免的结局。

而今比起当年,自然大大进步了,东亚病夫翻身成为豪强,屡屡主宰世界议程与进程。不过,倘反躬自省,也许会发现,今日中国身上还是余留了昨日中国的残影。在国内,知识人也好,法律人也罢,都游走于稻草人的隐喻之下而无法突围,基于此,许知远与张建伟分别写出了《时代的稻草人》与《法律稻草人》。在国际,中国作为强国这一事实,并未得到举世公认,日俄依旧狼子野心,就连长期豢养的朝鲜,都不时反咬中国一口,莫非它们对中国的观感,还停留在叶圣陶写作《稻草人》的那个年代么?

百年以来,中国的转型,即试图从稻草人进化为人,不仅能吓唬傻鸟,还能抵御侵略我们土地、掠夺我们粮食的强盗。所以我一直以为,中国近代史上,“立人”始终是第一命题,欲立国,先立人。国家要改写稻草人的形象,首先要求国民挣脱稻草人的困境;中国要不想被列强视为稻草人,首先要求政府不能把民众当作稻草人。

稻草人与人的距离,可不止区区两个汉字。所谓立人,就是把人当人,而非视若草芥。什么时候,政府能够解除扎在民众、民主、法律身上的稻草,保障《稻草人》里的农妇、渔妇、自杀者的幸福生活,中国才可能走出童话的诅咒。从此,童话只是童话,而不必作为现实的隐喻。

 

2014年7月9日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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