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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邻避效应正名

为邻避效应正名

 

 

垃圾焚烧,风云再起。争议之中,有一关键词叫“邻避效应”(Not In My Back Yard),直译的话,就是“不要建在我家后院”。这是舶来词,创始人是1987年至1989年间担任英国环境事务大臣的保守党人尼古拉斯·雷德利男爵。它的对象,一般分作三类,一是能源类公共设施,如发电厂、变电所;二是废弃物类公共设施,如垃圾焚烧厂、污水处理厂;三是社会类公共设施,如火葬场、精神病院。这些设施,代表公共利益,确有建设之必要,不过无论建在哪里,都可能影响、损害公民的个人利益,故激起了“邻避效应”。

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邻避效应何以被视为一个贬义词,由其所衍生的邻避问题、邻避现象等,一直备受批判?

古往今来,“斗私”运动花样百出,千变万化,然而人类自私的本性却不曾改善分毫,说到底,人性本不可改造。涉及利益之争,人们首先考虑个人利益的得失,不是什么罪过,而是本能、本分。如此,“不要建在我家后院”,当是一种正常的思维和反应,哪里该受批判呢?哪怕当邻避效应演化为“奈避效应”(Not In Anybody's Back Yard),即“不要建在任何人的后院”,致使公共设施建设搁浅、取缔,都不该苛责国人。如果一项公共设施为一座城市的所有市民,甚至一个国家的所有国民所拒绝,亟需反思的不是后者,而是前者,以及它背后的公权力。

PX为例。如你所见,吾国人民对PX,近乎谈虎色变。每当一个地方宣布开建PX项目,异议、反对之声便如潮涌至,抗议的队伍像自由的鲜花一样开满了广场和街头。反PX的浪潮从厦门起步,途经大连、启东、宁波、昆明、茂名……几乎席卷全国,也许终将席卷全国。这已经不足以用邻避效应,而必须用奈避效应来描述。当所有城市的市民都反对PX项目的落户,你是否还有勇气说,这些人都被蛊惑、收买了?那么,问题出在PX身上么,却不仅仅如此。我一直认为,PX在中国,被严重妖魔化,不过,妖魔它的黑手,不是狭隘的民众,而是颟顸的政府,在一些国人眼中,政府简直就是妖魔,凡事由其经手,播下龙种,都将收获跳蚤,遑论原是危险化学品的PX呢。

然而,在全能政府的宰制之下,PX项目虽屡遭抗议,还是陆续启动了。所谓邻避效应,则演变为城市内战。即使所有城市的市民都反对PX建在自家后院,反对声却有大小之分,谁的声音最小,便在谁家落地生根。如原来选址于厦门市海沧台商投资区的PX项目,由于厦门市民的激烈反对,后来落户于漳州漳浦的古雷港开发区。事实上,漳州市民何尝没有抗争呢:“既然项目这么好,为什么要迁离厦门,厦门不要,而我们要,难道厦门人是人,我们就不是人吗?”不幸的是,反对声终究不敌地方政府的意愿。更不幸的是,政府的监管一如既往不能令人心安,2013730日凌晨,迁居漳州的PX项目厂区发生爆炸,火焰高约30米,当然,官方称其为“闪燃事故”,并无人员伤亡。此刻,不知漳州市民什么反应,会不会怀恨于厦门市民?倘如此,便不难理解,邻避效应何以被污名化。

垃圾焚烧厂的建设,更易呈现邻避效应的困境。它的选址之争,往往不是发生在各大城市之间,而是一个城市的内部。譬如原拟建在城东,城东市民反对,于是迁往城西,城西市民反对,于是迁往城南……本当同仇敌忾的民间就此陷入盲目的内战,除非项目被废置,否则,总有人家的后院,要与垃圾焚烧厂为邻,总有人家的身体,要接受二恶英的荼毒。同城之中,邻避效应愈发激切。

对此,必须指出,邻避效应正在承受它所不能承受之重。政府利用人民的自私本性,构建了一个话语陷阱。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原来包括三个议题:要不要建,怎么建(如建设之前,必须做好垃圾分类),建在哪。在官方话语的误导之下,前两个议题时而被忽略,而直接进入第三个议题。邻避效应因此沦为批判的靶心。

从理论上讲,邻避效应并不必然导致恶果。可比者,是经济学上的“自私人假设”。亚当斯密《国富论》里的一段话,张五常说,他“重读又重读,每一次咀嚼时都觉得有新的启发,感到它有千钧之力”:

“……每个人都会尽其所能,运用自己的资本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般而言,他不会意图为公众服务,也不自知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他关心的仅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利益。但如此一来,他就好像被一只无形之手引领,在不自觉中对社会的改进尽力而为。在一般的情形下,一个人为求私利而无心对社会作出贡献,其对社会的贡献远比有意图作出的大。”

邻避效应同样源自人类的自私。没有人希望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家的后院,然而,垃圾不可能不做处理(填埋与焚烧是最流行的处理方式,后者效率高、占地面积小,被许多发达国家作为首选),这遂形成了两难。假如全民抵制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垃圾将无处安放,不止公共利益,个人利益将一并受损,这一点,抵制者不难预见。

然而,人类除了自私的一面,还有理性的一面(“理性人假设”),这便决定了自私的限度,必要之时,他们会让渡部分个人利益,以成全公共利益。如政府的成立,正出于人民对权利的让渡。基于此,只要给人类一个公开、公正的博弈空间,邻避效应的困局当可破解,最终达成一个妥协的契约:(一)市民、企业与政府共同努力,做好垃圾分类、企业自律、政府监管,使垃圾焚烧厂的毒害最小化;否则,(二)垃圾焚烧厂建在谁家的后院,根据受害的程度,他们将得到相应的补偿。

当然,这只是理论推演,纸上谈兵。现实之中,利益与理性的平衡,几乎从不可企及。譬如地方政府,他们难道不知PX项目的危害,以及自身监管能力之不足么,可是为了GDP和政绩,只能拼命引进,不顾民心所向。至于垃圾焚烧厂,想必官方自己都未必相信“绝无污染”的宣传,若非心虚,何必在项目尚未到环评阶段,“未被民众理解”之前,便强行动工;同时操纵议题,以邻避效应为由头,指责市民的自私,使民众陷入内斗困境,这背后,政府不仅完成了利益输送,还实现了矛盾转嫁。

好在民间渐渐觉醒,民众已经察觉,谁是罪魁祸首,谁是替罪羊。民众的抗议,一再指向政府,而非同胞,那么打破邻避效应的僵局,出路正在于此,即吁求政府以身作则,响应自己的宣传,将全城最大的垃圾焚烧厂建在自家后院,与政府机关毗邻。这样,邻避效应便为政府的抉择所证伪,那些抗议、抵制的刁民还有什么理由高呼Not In My Back Yard

 

2014514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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