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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民说”到“公民说”

案:严格来讲,这不是一篇文章,而是一个纲要。就此论题,有机会当写一本书。另,据王尔敏《今典释词》,最早提出“新民”之说者,并非梁启超,而是唐才常。唐氏《尊新》一文有语曰:“欲新民,必新学;欲新学,必新心。”——这一节未纳入文中,且钞于此。

 

 

从“新民说”到“公民说”

 

 

有人问我:你的微信公众号“公民说”,为什么头像不是你自己,而是胡适?我大呼惭愧:扪心自问,我绝非合格的公民,怎敢挺身而出,丢人现眼;在我看来,百年中国,最合格的公民,非胡适先生莫属,故以其为形象代言人。

不过,“公民说”的命名,却与胡适无关,纵观胡适的作品,并无这三字;其灵感来自另一位开一代风气的中国人,以及他的一本名著:梁启超与《新民说》。

《新民说》的传播史,大概可写一本远比《新民说》厚重(《新民说》本身并不厚重)的书。它影响了数代中国人,若不嫌夸张的话,不妨说,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少年胡适,自称“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惠赐第一,便是《新民说》(第二是《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青年毛泽东,一度崇拜梁启超,不仅模仿梁氏激荡风雷的文风,自取的两个笔名“子任”、“学任”,据说都与号“任公”的梁启超有关;1918414日,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在湖南长沙蔡和森家中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的渊源,一说出自《大学》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亲)民,在止于至善”,另一说,即出自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和《新民说》。

事实上,《新民说》的体系性并不强,更非一气呵成,甚至我觉得事先亦无规划,哪天感觉来了,或需求来了,便写一篇,兴之所至,笔下千言。说白了,这就是一本政论集,或曰时评集、杂文集:从1902年到1906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他还有一个笔名叫“新民子”),在《新民从报》发表的二十篇政论,集成了《新民说》。

我读此书,不由生出亲切之感。《新民说》的文体,正是如今我惯常写作的文体。虽然时易世变,天上人间,作者的才华与言论的自由度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我还是能深切体味梁启超写作《新民说》之际的激情与焦灼、自负与犹疑,他的笔尖,在个体与国族之间的徘徊,他的头脑,在病夫与强国之间的痛楚。他发明的话语,依然为我们使用,他思索的问题,依然在纠缠我们的心魂:新民新民,如何新民?

首先需要明确,《新民说》之“新民”,书中有二解,一是动词,二是名词(“中国之新民”之“新民”,则只是名词)。至于“新民”的渊源,此书似未明言。读者不难发现,《新民说》的“新民”,绝不等于《大学》的“新民”,哪怕梁启超的灵感出自“大学之道”,却更像是一种偷梁换柱的话语策略,他借用了儒家的“新民”,却掏空了其固有的内涵。《新民说》第三节“释新民之义”云:“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结合后文可知,他所宣称的“守旧”只是幌子,犹如其师康有为借孔子而改革。《新民说》的第一要义,正是对中国传统的反动。

后世评论《新民说》,常将其归入启蒙思想谱系。如中州古籍出版的《新民说》,自作主张加了一个副标题:“少年中国的国民性改造方案”。我们一听“国民性改造”,所想起的第一人,大抵都是鲁迅。所以这一副题,便将梁启超与鲁迅联系起来,再加上自称与鲁迅心灵相通的毛泽东,正应了我的一个论断:从任公的“新民说”,经由鲁迅“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即‘愚弱的国民’)的精神”,至伟大领袖“灵魂深处闹革命”,一脉相承,激荡百年。

有人读出了我的反讽,不免质疑:“新民”有什么问题,正如启蒙有什么问题?启蒙之争,激辩至今。我从不反对启蒙,只是必须指出,启蒙有其限度,突破了这一限度,启蒙便有可能从解药变成毒药,启蒙者从而沦为专制者。限度何在呢?所谓启蒙,指已经脱离蒙昧(不成熟)状态的人,引导他者脱离蒙昧(不成熟)状态。此中隐藏了一种权力关系,即启蒙者对启蒙对象的支配,质言之,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在启蒙的过程当中,启蒙者未必愿意放弃手中的权力,甚至刻意加固其所掌握的权力。以孙中山的训政说为例,他将人民视作“初生之婴儿”,“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训政的革命党人,训练人民“使用民权和承担义务”,直至婴儿成年,这正与启蒙无异。然而我们都看见训政的结果:训政者并不心甘情愿还权于民,而采取种种借口拖延、压制,以捍卫训政的统治权,从而造就了“以党治国”,一党专政。同理,启蒙的悖论正在于,启蒙的本意,是使启蒙对象脱离蒙昧状态,到头来,为了捍卫启蒙(支配)的权力,启蒙者则希望启蒙对象永远处于蒙昧状态,如此,他们便可以永远扮演启蒙者的角色。

启蒙思想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康德指出,启蒙运动的口号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其第一关键词,不是理智,而是勇气。进一步讲,真正的启蒙,不仅要赋予启蒙对象以理智,还得激励他们“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理智源自外在的教化,勇气源自内在的涵养。空有理智而缺乏勇气,奴隶依旧是奴隶。

新民之道,即启蒙之道,用梁启超写作《新民说》那个年代的话讲,叫“开民智”。从《大学》到《新民说》,作者都将自己摆在启蒙者的位置。那么,梁启超是否逾越了启蒙的限度呢,还是洞察了启蒙的真义:“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重申一下,梁启超的“新民”不同于儒家的“新民”,后者纯属教化之道,儒家自居为民之师,《新民说》除了强调教化,更强调自新:“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自新之谓也,新民之谓也。”第九节“论自由”更是直言:“独至心中之奴隶,其成立也,非由他力之所得加;其解脱也,亦非由他力之所得助。……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这正是鼓舞民众,要有勇气打破心中的奴性。

激切、驳杂的《新民说》注定是一个富有争议的文本,正如“流质易变”的梁启超注定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就其所主张的改造国民性而言,梁启超与鲁迅、毛泽东属于同一精神谱系;就其所主张的民众自新而言,梁启超则是胡适的同道,“新民说”启发了“公民说”。“公民说”的主旨在于自我启蒙,或者说,由公民自己启蒙自己。一言以蔽之,公民是公民的最好启蒙,正如胡适所云:宪政是宪政的最好训练。

 

2014327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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