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羽戈 > 《少年游》:祖辈、父亲

《少年游》:祖辈、父亲

案:

去年夏天,父母来看出生三月的尤其,临走前一天下午,痛说家史,成就了“祖辈”一文。“父亲”一文原作于2011年,借收入《少年游》之际,订正了两个细节,补充了一段故事。今后我应该还会再写我的家族史,也许是以小说笔法。

《少年游》已经全面上架,网购可去京东(http://item.jd.com/11403457.html)、当当(http://product.dangdang.com/23417179.html?_ddclickunion=P-306226-1865885-s25809574|ad_type=0|sys_id=1#dd_refer=http%3A%2F%2Fbook.douban.com%2Fsubject%2F25809574%2F)、亚马逊(http://www.amazon.cn/mn/detailApp/ref=asc_df_B00IDSG258912220/?asin=B00IDSG258&tag=douban-23&creative=2384&creativeASIN=B00IDSG258&linkCode=asn)、淘书网(http://www.taoshu.com/2115458.html)等。

 

 

 

祖辈

 

 

尤司令是吾县的传奇人物。他字荫轩,以字行,出身行伍世家,父亲是晚清的将军,甚至传说其义父是北洋宿将、亳州人姜桂题。他曾任豫西剿匪司令,领少将军衔,故获名“尤司令”。中年解甲归田,回家乡做富家翁,置地数千亩,修游园,乡人通称“尤家花园”,今尚在。我去过一次,风物虽旧,却可见主人的格局,细雨僧归云外寺,疏灯人语画中楼。

尤司令在吾县,口碑极佳,有大善人之誉。他借钱粮给乡邻,不收利息。灾荒之年,赈济落难者,更是寻常。史载,1938年,黄河花园口决堤,河南的灾民纷纷逃荒至吾县,他开仓放粮,以大蚌壳作瓢,每人每天一瓢高粱,活人无算。正因此,1949年后,有赖乡人保全,他虽被收监,终幸免一死,留在看守所打杂。死后葬于尤家花园西侧。

尤司令戎马生涯数十载,主持剿匪,东征西讨,杀伐决断,自然免不了结怨于人。纵使他急流勇退,寄迹山林,仇家却不甘罢休。有一回他出行,在霍邱县三河尖(现属河南固始县)遭遇与他有宿怨的土匪伏击,间不容发之际,他的一位族兄挺身而出,与他换船,使他侥幸逃过一劫,族兄却惨死匪徒之手,尸骨无存。尤司令回乡,厚葬族兄,大做道场三天三夜。

代尤司令而死的那位壮士,便是我的太爷爷。他的坟中并无尸体,而是一具依其面目刻成的木头人。

太爷爷是会字辈,字乐堂。他膝下有二子,系文字辈,我爷爷行二,字仲颍。

尤司令在他那一门,行三,故我爷爷和大爷,一直喊他三叔。太爷爷死后,他们遂依傍于尤司令门下,过起了优哉游哉的地主生活。

爷爷是标准的纨绔子弟,高个子,大眼睛,体貌十分潇洒,人也聪明异常。可惜他的头脑,都用于赌钱和抽大烟,不仅败光了家产,还摧毁了身体,人至中年,便瘦骨梭棱,弱不禁风。

如塞翁失马,这竟不全是坏事。1949年后,划分阶级成分,爷爷因家中无地、无财,而被划为“破产地主”——我查史料,这应是所有地主当中,最轻省的一顶帽子,而且有望弃置:“地主破产后,依靠自己劳动为主要生活来源已满一年者,应予改变成分。”相比之下,大爷就倒霉多了,他家里什么都有,难逃厄运,他的儿子,我的三伯,为了到银行工作,不得不与家人划清界限。

然而爷爷的成分,终未能改。他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有时竟以乞讨为生。1955年,来安的农场来吾县招人,他主动报名,去异乡放鸭子、放鹅。尽管对家人十分不舍(那年父亲才四岁),他却深知,留在家中,便是拖累,自己所吃的那一份闲饭,足以养活两个孩子。

两年后,农场来信,爷爷病故,草草掩埋于荒山。生为丧家之犬,死为孤魂野鬼。

爷爷的坟茔,至今不知坐落何处。幼时,家人请刘瞎子帮我算命,刘瞎子却说,你爷爷的坟地,风水好,孙子辈必定出人物!

 

20137

 

 

父亲

 

 

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轻衫细马春年少,十字津头一字行。

——白居易

 

父亲诞于农历二月初二,故乡流传俗谚:“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故父亲的名讳有一个“龙”字。今年此日,恰是父亲六十岁寿辰。他早早就说,你们兄妹日子过得都不易,不要庆寿了。家里大小事宜,多由母亲发号施令,他极少主动要求什么,既如此说了,我们则不便违拗。记得那日是周末,我为时事所羁绊,焦头烂额,疲于奔命,直至夜阑才忆起父亲的生日,打电话都迟了,一时无语凝噎。青灯如豆,打开电脑,想为父亲写一点留念的文字,凝思半晌,却始终写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此前,我写过一次父亲,不足五百字,短促如这个时代的噩梦。那是我的第三本书《百年孤影》的志谢,前二书充满了种种缺憾,我不敢拿来敬献给我的父母,唯恐玷污了他们的声名,他们平凡至极,不过他们之于我的生命却是伟大至极。写《百年孤影》之际,埋首迷雾氤氲的史料丛中,我常常神思恍惚,眼前飘出父亲消瘦而倔强的身影;修订此书最后一稿的时候,父亲与我的距离仅三五米之遥:

 

……2010年春节,近六十岁的父亲不远千里从皖北来到浙东。每日上午,我陪他出门逛公园和广场;下午与晚上,我闭门修订书稿,他在另一个房间看电视。吃饭之时,两人各持一杯米酒,隔案相对,话并不多,他说家乡的变迁,旧雨的动向,我说这一年来的际遇与未来的筹划,一人说,一人只能倾听,卤菜的香气弥散于日益陌生的乡音,空气渐渐潮湿,窗外雨雪纷飞,烟花漫天,令我恍惚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可是,眼前的父亲背越来越驼,白发越来越多,皱纹越来越深,眼神更是每况愈下。我写的前两本书,他都未能读完,有些地方,更是似懂非懂。但在我心底,我的每一本书都是为他,为他所代表的那一种力量与情感而写。哪怕他的眼神再不济,仅仅能看清书名。只要他在看,我就感觉充实,就有勇气继续提笔,讲述百年中国的白云苍狗,风雨激变,谎言对真相的压迫,正义像故园老屋后的那一条河流,越来越脏,越来越瘦,最后枯涸为一滴孤独的眼泪。然而,我们终将走出困境,走出黑暗,如同很多年前,父亲怀揣借来的几十块钱,拉上一家五口,离开了那个贫瘠的乡村,我的出生地,从未回头。

没有什么礼物,比这本以历史为主题的书,更适合献给我的父亲,献给他流逝的峥嵘岁月。

 

写完这些文字,不知费了我多大的力量和勇气。我是那么善于制造文字垃圾,轮到书写生命深处的爱恨却往往无力举笔。我们常说,一字千钧,写下便是永恒,然而我不时陷入如潮涌至的疑虑,我们的书写对于所书写的对象到底有多重呢,正如对于书写者自身到底有多重?

我从未以此问题叩问沉默如山的父亲,并非不愿,而是不敢。因为,他只须轻轻一个否定,就可能摧毁我坚持书写的全部欲望。同样,父亲从不主动和我谈论我的书,尽管他一直努力在读。他只是缓声说:你写这么多,不要累倒了。

假如我不写他,父亲一生,注定与文字无缘。

他幼年失怙。六岁那年,我的地主爷爷病死于来安的农场,草草收殓,随地埋葬,至今不知魂归何处,那个浪荡子,也许鬼魂都如无根的飘萍。可怜守寡的奶奶,从此含辛茹苦,要以一己之力,拉扯三女一子,我最小的姑姑,曾因家里养不起,被迫寄人篱下。可想而知,父亲的童年,遭遇了家庭与时代的双重病变,在凄风苦雨之中颠沛流离,辗转求生,实无一丝欢愉可言。

凄惶的身世,涵养了他敦厚、忍让、寡言少语的性情。自我记事起,他就像一个静默的谜语,我们只能从他清澈而温热的眼神,猜测他对子女的爱意。他的拙于言辞,还有一个故事。在他幼时,为了补贴家用,奶奶从街道食堂下班以后,自制煎饼,让他上街去卖。不足十岁的他站在南巷的街头,满脸怯怯,竟不知如何开口叫卖,苦难噎住了他童稚的喉咙,煎饼的热气渐渐被时代的苦寒所吞没。若非好心的邻居帮忙吆喝,他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将更加疏离。(后来我写过两句诗:“我依然记得你的惶恐/像一个发错了元音的单词。”这原本是写给自己,同样可以献给羞怯而缄默的父亲。)

他断断续续读到了五年级,到十五岁那年,文革开场,像他这样的出身,便是一种无以复加的罪过,于是被发配下乡,从此与学校挥手作别。自我记事起,偶尔听他叹息:他的成绩一向极佳,若能继续读书,那该多好。只是叹息,并无怨天尤人的意思。父亲一生淡泊,与世无争,对于命运的百般磨难,真正做到了顺其自然,或者可说是逆来顺受。

他在农村生活了近二十年,1985年,举家返城,身无长物,连路费都是告贷于亲友。与其说还乡,不如说从一重困境逃亡到另一重困境。那年我三岁,尚不记事,后来听奶奶话旧忆苦,才知当时的窘困。一家五人——两年后添了一个妹妹——寄居于二间破败的老屋,家徒四壁,聊避风寒,因地势低洼,外面下暴雨,屋内便成汪洋。就这般仓惶度日近二十年,直到我读大学期间,才购置新房。乔迁新居,父亲特意买了一幅字挂在中堂: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想他未必知晓此言出自他经常提及的诸葛亮之口。

进城之后,他们干过各种苦力,做过各种生意,目的只有一个,供我们兄妹读书。我以县文科榜眼的成绩考上大学,父母欣喜若狂,因他们对我的期望,能读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便足矣,不想我却能考中县人梦寐以求的西南政法大学——那时西政的招牌,还不像今日之臭名远扬。只是父亲对我选择法律专业,颇有些耿耿,却说不上所以然。我后来推想,大概在父亲看来,以我的头脑之笨拙、口齿之木讷、性情之耿介,进不能匡扶正义,退不能混迹官场,学法四年,最怕一无所成,连一只破饭碗都无法把握。大学毕业,我弃法律而从新闻,亲友多有怨言,认为这大学白上了,惟父亲觉得无可无不可。想起四年前的犹疑,他仿佛松了一口气。这或不是先见之明,只是他朴素的父爱。知子莫若父,他深知以我的性情,若从事法律工作,不论进公检法还是当律师,都注定一生颠簸,他从不希望我显达于世,只愿我安稳度日。用他所喜欢的诸葛亮的话讲,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我曾拿慕容雪村的小说《原谅我红尘颠倒》给父亲阅读,向他解释我为什么不干律师。父亲读后感慨,他未曾如小说作者的父亲那样悲剧,为筹学费而卖鸡和蛋,被贪赃枉法的公安局冤枉抓了,以至误了儿子的一生。我每念及此节,都忍不住大恸:

 

……1984年,我刚刚初中毕业,中考成绩全县第一。在那间飘着炖鸡香味的土坯平房里,我上了人生的第一堂伦理课:做个好人。

那夜里我背着爸爸回家,他一直没说话,路上摔了一跤,半天爬不起来。他摸着我的脸问:“儿子,你能考上大学吧?”

我说:“一定能!”

他沉默了半天,一字一句地说:“学法律。”

我说:“好,学法律!”

那时我是个好人,一心杀贼,以为学了法律可以改变些什么……

 

“做个好人”,永远是我今生的标杆。然而我终无法与法律彻底绝缘,就像我无法避而不闻这个世界此起彼伏的罪孽与邪恶。有一天我提起笔,冲决文学与哲学的罗网,参与公共事务,写关乎政法的时论——这大抵是一个犬儒的法律人曲线救国之路径——我对父亲解释,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父亲沉默了半晌,便也释然。

父亲老了。在我的记忆之中,他似乎从未年轻过。他的大半生,只为扮演两个角色,在奶奶面前是儿子,在我们兄妹三人面前是父亲,他的人生词典没有“自己”。2008年秋天,奶奶去世,送葬那夜,寒雨纷飞,我背他下车,第一次感觉他的身体如此之轻,只有一把被榨干了精髓的硬骨头。我也是第一次,感觉心里的负担如此之重;第一次领悟了那句刻在心底的箴言:父辈的苦难就是我们的原罪。

居宁波七载,我并不经常回家,而是希望父母多来玩。他们的劳碌岁月,没见过什么繁华世面,连像样的馆子都未下过。可是他们每次来,都急匆匆要赶回去;每次外面吃饭,都怨声载道于菜价的昂贵与分量的吝啬。我给父亲打开珍藏多年的泸州老窖,他却托辞牙疼,更喜欢喝三块钱一斤的糯米酒;我问他什么菜最好吃,他说是沸腾鱼——那家使用地沟油的小小的川菜店早就关闭了,如今改作棋牌室。父亲,我们何时能再吃一次?

我的好友,诗人宋尾,写过一首《给父亲的信》。其中两节,我感同身受:

 

你的身体里藏着一张地图。

我们每天都从那里经过

几十年,从没去勘探。

 

你把几十年的狂暴

都埋在了那里

安静得像我的孩子

我却如父亲那样的悲恸。

 

我依然记得我的悲恸。2010年清明前夕,我回家乡给奶奶扫墓。临别前一晚,与三位表哥喝酒,喝到一半,担心我喝醉的父母来了。父亲就坐在我的身边,一语不发。我不敢看他瘦骨嶙峋的脸,只顾埋头狂饮。那晚我自觉并未喝多,却不知为何,语音哽咽,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

 

2011612

 

 



推荐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