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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娅之死:道德问题,还是技术问题?

案:

此系昨晚《新快报》的约稿,我与编辑凯风兄的意见恰好不谋而合。写完之后,收到禁令,这个话题不许谈论。莫名其妙,匪夷所思。

 

 

梁娅之死:道德问题,还是技术问题?

 

 

扶,还是不扶,这本来不该是一个问题,如今却成为问题。

不妨细究下去,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道德问题,还是技术问题?无疑,大多国人的答案都倾向前者,而且由此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或者说惰性:一旦事故爆发,针对路人与围观者的道德批判便蜂拥而至,控诉社会冷漠的悲声更是不绝于耳,有时,批判者甚至不问青红皂白,不计事故真相,出手就是一记道德重拳,直掏心窝。

梁娅之死的舆论反应,堪为佐证。

217日上午1029分,35岁的IBM深圳公司管理人员梁娅晕倒在深圳地铁蛇口线水湾站C出口的台阶之上,并保持这一姿态长达50分钟,直至1118分,深圳市急救中心工作人员到达现场,发现梁娅已经死亡。此间,无人相扶,无人急救,在梁娅通往死亡的路上,没有一丝爱心与温情。

这些冷硬的细节,足以使批判者大发宏论:梁娅的死因,不是疾病,而是道德;梁娅事件,是社会道德冷漠之必然,社会良知丧失之恶果,是社会之殇,人心之痛……

多么熟悉的腔调,多么熟悉的情怀。正如呼吁法治、民主,可谓“政治正确”,批判社会冷漠、良知沦丧,可谓“道德正确”。正确的言辞,谁都会说,谁都愿意说。不过,当我们所遭遇的问题,不是,或者不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道德正确”的批判难免流于空谈,甚至沦为一种病毒,麻痹了人心而败坏了理性。

梁娅之死,的确折射了人心的冷漠。根据监控视频,在她倒地之后三分钟,共有七人路过,这些人显然都注意到了她的惨状,却无一伸出爱心之手,而是退避一侧,生怕被事故牵连。直到1032,才有一对男女施与救援,“女孩俯下身去拍了拍梁娅”,男子走进地铁站求助。那七人的冷漠,自当受到批判。只是,纵观梁娅死亡的全过程,可以断言,哪怕第一个路人,一位中年女子,在梁娅倒地后一分钟,便向地铁工作人员反映情况,恐怕都难以改写悲剧的结局。

1035,地铁工作人员赶到现场;1104,民警赶到现场;1118,姗姗迟来的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梁娅抬到地铁口有光线的地方,检查发现,梁娅已经死亡。有待反思的恰恰是这一段时间,这异常宝贵的43分钟,为什么地铁工作人员与民警没有对梁娅采取任何急救措施。他们的理由是:“不清楚梁娅当时的状况”,不敢乱动,等待专业的救护人员到场。事实上,地铁工作人员曾询问梁娅是否需要帮助,“死者当时能动,但不能发出声音”,如此,要梁娅怎么表示,才能得到急救呢?而且,1108,曾有一位老人示意地铁工作人员实施急救,“从监控视频看,他的两个手一直在做往下压的动作”,可惜他的提醒未被采纳。

事后,市民质疑“地铁站的人不懂一点急救常识吗”,如当日天冷,不该让梁娅躺在地上,寒气入体,加剧病情。我以为这一质疑,当可成立。地铁工作人员与民警纵然没有急救之责,却有必要掌握这些急救知识,甚至这应该纳入我们的日常教育。

因此,我不能同意,将梁娅之死归罪于道德,相比之下,这更是一个技术问题,如果地铁工作人员和民警懂得急救,敢于急救,就像一位中医理疗馆的工作人员表示,假如她们在现场,第一时间急救,“马上扶起来,拍背掐人中,喂点糖水”,也许可缓过来。退一步讲,不论能否缓过来,都该尝试急救。

技术问题的背后,暴露了国人急救知识的欠缺。在中国,急救知识普及率仅有1%,一些发达国家则达到了10%。我看过一组数据:美国每4人就有1人具备基础急救知识,新加坡每8人就有1人、悉尼每20人就有1人接受过急救知识的专门培训;澳大利亚每百人就有12名急救员,新加坡每5人就有1名急救员,美国西雅图每3人就有一名急救员。

强调技术建设,并非贬低道德建设,这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关系。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道德批判风靡一时,效果未必见佳。我们时时刻刻、声嘶力竭,讨伐社会冷漠、良知沦丧,那么社会温暖了么,良知复苏了么?有时,所谓道德批判,只是用于掩藏自己的冷漠与怯懦,通过对他人的批判,抢占道德制高点,沉迷于一种虚幻的道德感,随之遗忘了自身的幽暗。这样的批判者,倘从倒地的梁娅身边路过,其反应,也许如他们所批判的那七人一样,不是俯身搀扶,而是退避三舍。

就梁娅之死而论,一味张扬道德批判,不仅误导了公众的视线,还可能妨害我们从中汲取教训:在雾霾漫天、灾难遍地,同时冷若冰霜、人心惟危的今日中国,急救、逃生、防范性侵害等知识的普及,才是当务之急。这些教育,必须从孩子做起——其实他们已经有所觉悟了,有一回我带十岁的康蛀牙去书店,在叶圣陶《怎样写作》与克里克·斯图尔特《逃生背包》之间,他选择了后者,现在想来,真是令人欣慰。

 

201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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