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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什么民智未开

说什么民智未开

 

 

权者生于智也,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今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

——梁启超

 

有一读者,读完《选举的故事》,发来感言。他说万万没有想到,农村贿选竟猖獗到这等地步,以他看来,江浙农民的素质,在中国该是首屈一指,连他们都无法运行民主,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前景,不禁令他无限悲观。最后他感慨:“民智未开,民主堪忧!”

久违了,民智。久违了,将民主的乱象归结于民智未开的论调。

中国人好谈民智,始自先秦的祖宗。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郭店楚简作“民可使道之,而不可使智之;民可道也,而不可强也”,更易读),堪为谈民智的先声。依我的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民智要开,却不可强开。言下之意,将民众与民智视作双刃剑,不用不行,用之则谨防划伤自己,危及执政。这是儒家的一贯态度。有人将此言断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虽然立意更上一层楼,却不免使孔子变身孔多赛,儒家被西方的启蒙主义鸠占鹊巢。

近代以来,开民智俨然世界潮流,毋庸再议,哪怕心底万分不愿民智开化的权力者,都不敢公然逆行。那么,争议在哪里?第一在于对民智的判定,第二在于开民智的路径。

吊诡的是,近代史上,无论执政者,还是反对党,一度都强调民智未开,并以此论证自家的政治主张。就我所读,康有为、梁启超师弟最早直接谈民智未开。1896年,梁启超作《古议院考》,以民智未开为由,建议缓开议院:“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故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昼夜赶工,向光绪皇帝进呈《日本变政考》,其中有言:“……故学校未成,知识未开,遂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学校既成,知识既开,而犹禁议会者,害治之势也。夫议会之终不能禁,犹学校之必不能废也。”“民智不开,遂用民权,则举国聋声,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故立国必以议院为本,议院又必以学校为本。”这不仅立意,就连言辞,都与梁启超如出一辙,换作今日,不免要被方舟子之流质疑为“代笔”。

1906年,清廷宣布“仿行宪政”,同时声明,“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若操切从事,徒饰空文,何以对国民而昭大信”,所以,立宪需要一个预备阶段,“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民智未开,遂成为清廷拖延宪政最堂皇的理由。

晚清过后是民国。袁世凯恢复帝制,请时任中华民国政府宪法顾问的美国法学家古德诺助阵。古德诺作《共和与君主论》,纵论古今中西,结论云:“民智低下之国,其人民平日未尝与知政事,绝无政治之智慧,则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中国数千年以来,狃于君主独裁之政治,学校阙如。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决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以前,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之结果者也。”他暗示,基于民智未开,中国该由共和制重返君主制。

袁世凯的对手孙中山,则以民智未开为由,主张国民党训政:“……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训政时期者,为保养、教育此主人成年之后而还之政也。”

……

不妨断言,从晚清到民国,甚至到今天,从康有为到孙中山,甚至到那位悲观的读者,民智未开,简直可谓跨世纪的共识。譬如,当清廷以民智未开为由缓行立宪,在野的梁启超同样认为“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当古德诺指出以中国人的民智并不足以支撑共和制的运转,梁启超撰《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驳之,其实早在1903年,他便说过:“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这使“笔端常带感情”的他长太息以掩涕:“呜呼共和,吾爱汝也,然不如爱祖国,吾爱汝也,但不如爱自由。……呜呼!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

当然,这些人达成共识之后,便分道扬镳,各奔前程,甚至彼此仇视,争战不止。他们的方向,有些促成了民智的开化,有些则在阻止民智的开化,因为一旦民智开化,他们的政权与意识形态就岌岌可危。

除了对民智的判定,这些人还有一点共识。确认了民智未开的前提,他们考虑的问题,不是中国该怎样,而是中国不该怎样:不该开议院,不该立宪,不该共和,不该直接进入宪政时期,不该迅速推行基层民主。这让我想起刘瑜《素什么质》结尾的提醒: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

这一反一正,完全是两种结局。主张“不该……”,民智未开便被定性为结论、终点,它如何还能开化呢;主张“该……”,民智未开便被定性为前提、起点,开化才成为可能。正如教孩子游泳,邻人告诫,孩子太小了,放在水里会有危险,那么,你是认为“孩子太小了,所以不该冒险(这样他才能平安)”,还是认为“孩子太小了,所以该冒险(这样他才能成长)”,倘坚持前者,那么这孩子只怕永远都无法学会游泳。

酌古斟今,今日中国,民智开了么?恐怕依然见仁见智。照那位读者看来,农村贿选风行,足见民智未开。照我看来,百年以前,农民压根不知选票为何物,而今,不但见识了选票的面目,还能为其估价,价高者得,你不让他投票,他则不依不饶,这何尝不是民智开化的表现——尽管这里的“民”,会被斥为刁民,从顺民向刁民的转型,却也是一种智识与勇气的开化?

何况,民主的运行,并不需要多高的民智。民主政治甚至被胡适称为“幼稚园的政治”:“我观察近几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觉到民主宪政制度只是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适宜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只有民主宪政是最幼稚政治学校,最适宜于收容我们这种幼稚阿斗。”相比之下:“民主政治是常识的政治,而开明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正如胡适所言,民主适合刘阿斗,只是诸葛亮们未必希望阿斗亲政,否则,他们还如何独揽大权呢。

有人开玩笑:中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智商与官员不断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这么说,问题不是出在民众的智识,而是官员的灵魂。

说什么民智未开?口口声声“民智未开”的阔人,恐怕自身的头脑与视野才需要开化。

 

2014115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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