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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怕与爱

【2013年,甚至这32年来,我最大的作品,便是尤其的诞生。如今,近九个月的他渐通人事,咿呀学语(已经会叫爸爸妈妈了),晚上常常玩到十一点才入睡。我的读书与写作时间剧减,内心却前所未有的充实、平和。没有孩子的人生注定不够完整。因为尤其,我才充分领略了爱与自由的内涵。去年写过三篇关于他的文章,以后自然还要写下去,也许将来会像冉云飞兄那样出一本教育文集,不止是教育孩子,更是自我教育。】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念,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不算的什么。我若将所有的赈济穷人,又舍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圣经·哥林多前书》

 

致尤其:我们的怕与爱

 

亲爱的尤其,半夜起来给你喂奶粉,你的吃相,让我想起第一次进自助餐厅的自己。你吃罢,意犹未尽,嘴巴开合了好一番,方才沉沉睡去。乡村的夏夜,群山默默,草虫幽幽,流月温良如水,照在你日益圆润的脸上,竟有一种圣洁之感。我再也无法入眠,便打开笔记本,给你写这封信,谈谈你生命的由来。

你的诞生,不是偶然。从最初的丁克主义,到如今的为人父母,此间我们观念的嬗变,何止羊肠九曲,千回百折。我和你妈妈相爱之始,拥护丁克,不是缘于我们的自私,贪图二人世界的自由和欢悦;而是缘于我们的怯懦与恐惧,彼时我们一致认为,将一个孩子生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代,是一种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生于此世,已经足够不幸了——“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好似一道悲愤的咒语,禁锢甚至摧毁了我们的青春——如何忍心再将这样的不幸传承给你呢。我是多么希望,我们这代人能成为这一咒语的终结者,倘不能,那就终结我们自己。

这不幸,举目可见:空气、食品、爱心、自由……我们生命的必需品,如今不是严重腐化,就是严重匮乏。这其中最大的不幸有二:制度与教育。

我对这个体制,一直坚持“非暴力不合作”的原则:不与体制合作,不向权力妥协,不为君王唱赞歌。十余年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所幸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元,给了我坚守的空间。当然坚守的另一面,是放弃,譬如我为了坚守对法律的信仰,只能放弃以法律为职业。我说这些,只是为了向你证明,不用仰赖体制的鼻息,我们的生活,也许清贫,也许动荡,却独立而自由,朴实而幸福。我能做到,你一定能做到,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我们的心病,是教育。体制之外,天高地远,尚且大有可为;教育之外呢,只要你生在这个国家,教育便如天罗地网,你无处可逃。我和你妈妈,都尝试以个体化的反叛,逃避教育的荼毒,我们都是逃课大王,她从高中开始逃课,我在大学,四年所上课时,加起来不足一学期。即便如此,教育的病毒依然在我们身上狂野肆虐,留下可怖的暗影,如大二之前,我都是辩证法的信徒,你妈妈的历史知识,大多袭自教科书,我帮她反洗脑十载,余毒至今犹存。

更真切的案例,来自你的表哥康蛀牙。他大你十岁,现读四年级。他的语文教科书,几乎每一本我都翻过,比起我们当年的课本,的确美观、开放多了,不过本质并无变易,谎言、偏见与政治说教像罂粟花一样开满了洁白的纸张。老师教他们古诗,还是强令死记硬背,回到家,我们讲解三番,他才始明其意。他的课业之繁重,更令我们诧异而心悸,有一回我见他独自走在放学的路上,背上的书包比他瘦弱的身板几乎要大上一倍,这哪里是小学生呢,分明是孤独的苦力,他的书包,装的不是课本,而是教育制度的五指山,他是被压在山下的孙悟空,从此万劫不复。

教科书前,我们如坐针毡,作业本前,康蛀牙一脸木然,想到你将要重蹈这一幕,我们便承受不了。所以我和你妈妈一度拒绝你的到来。我承认,与其说这是现实问题,不如说是心理问题。因为爱你,我们的心才这么脆弱,同时这么顽固。

我们对你的逃避,源自我们对世界的悲观;我们对世界的悲观,源自我们内心的幽暗。我常说,在这个坚冷的年代,我们必须拥有一个更加坚冷的精神世界,才能与之对抗。问题在于,我们的心灵始终不够坚冷,否则就不会为你的诞生而犹疑不决。你是一道横亘在我们与世界之间的难题,令我们怕且爱,恐惧而期待。

直到两年前,我们的心结才逐渐解开。说一个故事给你听。有一回我去绍兴讲座,蔡朝阳主持,我当场向他致敬:“以前我是一个丁克主义者,我做丁克,最大的原因是对中国教育的失望与恐惧。直到认识了蔡朝阳、梁卫星等中学教师,重燃对教育的希望,我才决定要孩子。”这些话,无一虚词。

亲爱的尤其,我想告诉你,其实问题的根源,不在这个世界,而在我们自身,正如希望的有无,不是取决于现实,而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对教育的绝望,原本是对自己的绝望。2011年夏天,我在三江口对你的一位伯伯说:“不要抱怨,不要把罪责都归于邪恶的阻力与命运的无常,你愈是诿过于外,外力便愈是强悍。倘一事不成,我更愿反躬自省,反求诸己:你可以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我始终认为,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外在世界的罪恶与荒诞,而潜伏于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懒惰、我们的急躁、我们的轻慢、我们的褊狭、我们的犬儒、我们的幽暗……这些敌人,能战胜一个,我们便前进一寸。”

哪怕世间白昼如夜,我们依然可以实践尼采的格言:“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我这么晚才觉悟,你会怪我么?不过,当我打破了绝望与希望、怕与爱之间的一念,顿时福至心灵,花满天地。我知道,我们即将相见。

 

201361

 

给你爱的人以自由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父母,谈起教育,都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他们的出身,可能有霄壤之别,他们的立场,可能有左右之分,他们的心境,可能有悲喜之差,然而,一旦话题转向现行教育制度,他们立即集结于同一阵营。迄今为止,我尚未见到哪怕一位对我们的教育体系感到十分满意的父母。对教育的批判,不仅加强了国人的凝聚力,还将许多父母逼成了赤脚的教育家。

我颇有一些从事教育工作的朋友,如蔡朝阳、梁卫星等,为我素所景仰。不过我最钦佩的教育家,却是并不隶属教育界的冉云飞兄。他对中国教育的思考与批判,起因之一,当是对女儿的深爱,用李英强的话讲:“不做父亲的人,很难理解冉云飞为什么十几年来一直保持对教育的关注和批评。”可以说冉云飞是被逼出来的教育家,也许恰因如此,他对自由的体味才更深切,对自由的发扬才更通达,正所谓“给你爱的人以自由”。

这是冉云飞最新一本教育文集的书名,容我借用过来,作为话头。我谈教育与自由,有两个事由。其一是前不久林妙可的微博之争。14岁的林妙可,因在新浪微博受辱,遂公开要求新浪,根除对人身心、健康有害的言论。这显然违背了言论自由的真义。想起林妙可尚未成年,不管她怎么立论,我们都该谅解,而非苛责。但是,倘如质疑所云,林妙可的微博,非她自主,而由其父母代管,那么这个问题,就该换一种解法。

我有一个观点,也许近乎偏见:未成年人所犯的错误,其罪责,大半都可归于成年人尤其是他们的父母头上,他们的言行,只是成人世界的投影,或者出自成年人的代理,所以批判的矛头,当指向后者而非前者。基于此,我批判黄艺博的父母而呼吁“救救孩子黄艺博”,我批判李双江、梦鸽而对千夫所指的李天一不无怜悯……

相比之下,林妙可比“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的黄艺博更具代表性。她成名的方式,便是作伪。“九岁的林妙可站在鸟巢的舞台中央,她笑容甜美,她假装歌唱,她可爱的向全世界展现了这个辉煌而甜美的谎言。”这是许知远的描述,他将林妙可比作“这个时代的孔融”,孔融是道德的木偶,林妙可则是国家主义的木偶。由是他感慨:“没有一个国家的儿童像中国儿童一样,这么早进入社会规范,被告知秩序与服从的重要性。他们小小的自我尚未自由生长,就已经被指明了方向。”

我还得重申,不要苛责林妙可们,她的言行,到底有多少出于自愿,她14岁的生命历程,到底有多少自由可言?给你爱的人以自由,林妙可父母对她的爱,未必弱于我们每一对父母,然而他们爱意的表达,却通过剥夺孩子的自由来实现。没有自由的爱,也许还是爱;然而没有自由的人,却必定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没有自由的教育,甚至玷污了“教育”这两个伟大的汉字。

第二个事由:49日上午,我终于成为人父。妻子怀孕之时,我们一直在畅想,这孩子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他能否继承爸爸的记忆力,妈妈的厨艺要不要传授给他……这大概是近一年来,最让我们快乐与苦恼的事。后来我们达成一致,只要在法律与良知的底线之上,我们决不干涉他的一切选择。我曾有两点私心,希望我的孩子,一能练好书法,二是做巴萨球迷,现在想想,哪怕他的字比爸爸还难看,哪怕他喜欢皇马乃至国足,有何不可呢?——只要他愿意,这是他的自由。

我原以为自己早已领会了自由的内涵,我精通自由主义的思想史,我能历数自由主义的各大派系,可是,当我回头凝视孩子在雨夜酣睡的脸庞,我才恍悟,那些算什么呢?自由,此刻距离我不足十公分。这迫使我必须反求诸己:一个专制的父亲,如何能给他的孩子以自由;一个从来不知自由为何物的父亲,能给他的孩子以怎样的自由?给你爱的人以自由,此言原来还有一个前提:你自身要自由,或者至少要有一颗追求自由的心。

因为爱,所以给你自由;因为自由,我重审自己的爱。亲爱的孩子,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在我写下这一行字的这一刻,我是多么爱你。

 

2013411

 

爱与批判

 

谢谢景凯旋先生,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被国境线和意识形态屏蔽的东欧作家:萨米亚特作家群体,南斯拉夫的米哈耶洛夫、丹尼斯·契斯,保加利亚的乔治·马尔科夫等。马尔科夫曾是保加利亚作协会员,政府豢养,奉旨写作,享受体制赐予的财物与特权。有一次他与大学生座谈,谈到社会责任,一个学生问他:“你如何使你的信念与你的特权相协调呢?”他不知该怎么回答。他问学生喜欢什么样的作家,答案都是以前的名字,马尔科夫的这些前辈,纵然穷愁潦倒,却从不出卖自己的才能与尊严,时代的黑暗反被他们的纯洁和高尚照亮了。“那么你是什么样的作家,马尔科夫同志?”学生反问。最终,马尔科夫与保加利亚当局决裂,流亡国外,写作回忆录《被扼杀的真相》,被誉为“保加利亚的索尔仁尼琴”——无独有偶,米哈耶洛夫被誉为“南斯拉夫的索尔仁尼琴”,看来对一些国度的作家而言,索翁是最伟大的标杆。

19789月的一个黄昏,侨居伦敦的马尔科夫在公交站等车之际,遇刺身亡。此前他因批评保加利亚而屡遭暗杀威胁。多年后,在他墓前,年轻的女儿问母亲:“如果爸爸爱我们,为什么还要写这些东西?”

这个问题曾经像春天的雷霆一样轰响在我疲乏的耳际,令我不得不去正视内心的自私与怯懦。我甚至为马尔科夫感到庆幸,九泉之下的他,终于避开了女儿和家人迷惘而殷切的眼神,我们却无处可逃,这是下笔之前必须化解的一道关隘。

2007年以来,我的写作,渐渐转向时政,其中对时局的批评,远多于赞美。我喜欢托马斯·杰弗逊那句话: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尽管我的批判性写作,始终坚持理性、渐进、守法度的本位,然而在此盛世,风险犹不可测。对此,家人纵有忧色,却仍默默支持。父亲甚至对我加入作协——他以为这是妥协的表现——表示不解,我至今记得他疑虑的眼神,像一面明镜,让我无地自容。

儿子出世以后,我必须直面马尔科夫式的难题。我害怕有一天,他忽然问:“爸爸,你这么爱我,为什么还要写这些可能让你失去爱我的机会的东西?”如果我不能直接回答他,我便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爱与批判,其实并不矛盾。我爱这个国家,所以才批判它丑恶的一面。我爱我的孩子,所以才批判禁锢他的教育制度。我读冉云飞《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发现他对女儿的爱有多深切,对教育的批判就有多深切。用王怡的话讲,“他下笔越来越狠,目光却越发温柔”。

我的一位教师朋友,平素温文尔雅,安分守己,去年为了保护地方环境,他好似换了一人,像一头愤怒的狮子冲上了街头,走在抗议队伍的最前列。后来有缘把酒,一掬英雄泪,三杯诉衷肠。他说自己并不勇敢,上街前一刻,还在担心倘若因此失去了工作与自由,今后家里怎么办呢,房贷缠身,母老子幼。最终他没有退缩,理由是,他不愿女儿从此生活在粉尘与阴霾之中,更无法想见十年、二十年后,女儿上街去面对盾牌与催泪弹的那一幕。与其让下一代承担,不如我们这一代来承担,他说。他教语文,经此一役,他给学生讲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讲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节,常常情不能已。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马尔科夫女儿的问题:马尔科夫的批判性写作,从大处讲,正是出于对保加利亚的爱,他不愿祖国在专制的压迫之下如一潭恶臭的死水,不愿祖国在苏联的欺凌之下沦为霸权的后花园;从小处讲,正是出于对家人尤其是女儿的爱,他不愿女儿像他一样,前半生被暴政的阴影所蒙蔽,后半生在异国他乡颠沛流离,最终暴死街头,空余田园将芜。

读了马尔科夫的故事,我把电脑桌面换成了儿子的满月照。他明澈的眼神,从此成为我写作的起点与终点。“愿汝永远天真,如屋顶之明月”,所以我必须批判,所有可能污染他的心灵、扼杀他的头脑的事物,都是我的敌人。

 

201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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