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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问政的弯路

 

 

每一地方,每一任父母官,大抵都有独树一帜的政策或口号,以为政绩。譬如宁波的三思三创,武汉的治庸问责。

治庸问责是武汉的发明,后推及湖北全境。治庸,即“治理庸、懒、散、软”,“治庸提能,治懒提效,治散提神,治软提劲”,听起来像中医的药方;问责,是对治庸的落实。没有问责,恐怕连治庸本身,都将沦为庸政,沦为它所治理的对象,从而构成了恶性循环。

武汉治庸问责,堪称大手笔,不仅成立了治庸问责办,还主办了一档节目,叫“电视问政”——这就要说及两位名动天下的官员:一是绰号“满城挖”的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阮书记并不介意这个绰号,甚至还拿来自嘲),他冀望通过该节目“唤醒官员的责任心和敬畏感”,为此他将节目定性为“犀利、不作秀、不回避问题、不遮遮掩掩”;二是“羊羔体”的创始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他还有一个职务,即市治庸问责办主任,电视问政,他在幕后操盘。

电视问政已经举办到第三年,以犀利著称,备受好评。不过,三年过去,“同样的问题年年提,年年结果都一样”,受众开始审美疲劳,质疑声渐起:这个节目是否“尺度设限”?是否“只问不责”?是否“只是一场秀”,能否“解决真问题”?由地方长官主推的电视节目能走多远?……

这些问题,早在节目设置之初便已经注定。公众对权力的天然怀疑,使政府主办的电视节目,永远难逃“宣传”、“作秀”之讥。级别越高,受到的怀疑就越激烈,如央视。而今,连央视的天气预报,都被怀疑注水,遑论新闻。

一般而言,电视节目的作用,只在曝光,即“问”,“责”则是节目之后的事,“只问不责”的批判,是否有些苛刻呢?转念一想,电视问政的背后,便是武汉市纪委、市委,追责本是他们的职守所系。既然他们的手伸进了节目,那么该节目背上的重负,显然重于同侪。质言之,对电视问政的质问,其实是质问它背后的权力,作为权力的副产品,它必须为权力买单。

说到底,电视问政是一条弯路。倘要问政、倾听民声,何必依赖电视这一逐渐被淘汰的媒介,就我所见,青年人中,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了;尤其是,何必依赖政府所主办的电视节目?正路与捷径,就摆在眼前:微博。电视问政的尖锐、犀利,与微博论政一比,便如银样镴枪头。

是故,阮书记、车书记要治庸问责,不妨关电视,上微博。如果能在自己的权限之内,将微博的言论边界拓宽一米,胜于电视问政努力三年。

正路不走,却走弯路,我曾经历。从我家到小学,需穿过两条马路,这是正路;还可以走巷道,百折千回,曲径通幽,这是弯路。有一天我走弯路,迟到了,被老师责骂:你为什么不走正路呢?她哪里知道,那天我是故意迟到,因为压根不想上她的思想品德课。

电视问政的弯路,当作如是观?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

 

201411

 

供《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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