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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系笑蜀《从新快报事件看索多玛之城的法治之路》读后感。】

 

 

 

 

 

 

常见人将今日中国比作索多玛城。索多玛(Sodom)典出《圣经》,与蛾摩拉一道,罪恶深重,为耶和华所闻,有意毁之。亚伯拉罕向他求情:假若那城里有五十个义人,你还要把它剿灭,不因这些义人而饶了那地方吗?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耶和华终于答应,只要能找出十个义人,他就不毁那城。结果,耶和华所派的两位天使一去,所见义人,唯有罗得,纵然算上他家人,不过四人,因此索多玛城难逃天火倾覆,焚成灰烬。罗得一家虽被天使救出,其妻不遵神谕,化作盐柱;二女与他乱伦,更增罪恶。于是后世有言:索多玛城,并无一个义人!

何谓义人?再看《圣经》。依摩西律法,法利赛人要用石头砸死一个行淫的妇人,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无人动手,四散而去。可见世人皆认为自己有罪。以此标准,世间则无一个义人。

这么一来,称中国是索多玛城,并不为过。不独中国,美国何尝不是索多玛,这人间世何尝不是索多玛?谁是义人,正如谁不是罪人?

我想起《射雕英雄传》结尾,怙恶不悛的裘千仞被一灯大师、周伯通、瑛姑、郭靖、黄蓉等人围困在悬崖边缘,命悬一线,他遂诘问:“哪一位生平没杀过人、没犯过恶行的,就请上来动手。在下引颈就死,皱一皱眉头的也不算好汉子。”众人扪心自问,都觉有所亏欠,正准备放裘千仞一条生路,不料洪七公横空出世,喝道:“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裘千仞,你是第二百三十二人!”这番话大义凛然,裘千仞听了不禁气为之夺,冷汗如雨,终而幡然悔悟,皈依佛门。

这一幕,与法利赛人的故事何其相近,不过结局迥异:法利赛人皆有罪,洪七公却无恶行。照此来讲,洪七公能否称得上义人呢?基督教有七宗罪之说,其一便是贪食,洪七公正犯了此戒。倘将他置于法利赛人当中,亦不可向行淫的妇人扔石头。

难题不仅在于义人的标准,更在于:谁来论断义人?《圣经》将权柄归于神,以儒家思想包容侠义精神的《射雕英雄传》则交由个体自决。洪七公说,他一生所杀二百三十一人,都是坏人,所谓坏人,正出自他一己的判定。他将自己架上了神的位置,然而他终究不是大公至正的神灵,这二百三十一名坏人里面,是否存在误判,或者此人罪不至死?谁知道呢。许多时候,我们就像崖边的裘千仞一样,为洪七公的满腔正气所感,竟忘记了质疑他的僭越与虚妄。

义人与否,人类无法自行论断。若你不信神,那么这一问题必将被悬置。

回到现实。我们生存的世界,犹如索多玛城,没有义人,正如没有完美之人。由此,论断义人,究竟有什么意义?以义人为立足点的批判——对权力的批判,对罪恶的批判,要求批判者必须是义人——究竟有什么意义?

后一问题,一直在困扰我们。如你所见,当一些批判者,批评权力,发掘恶行,曝光黑幕,追踪丑闻,最终却遭遇反击,暴露了自身的斑斑劣迹,如撒谎、出轨、告密、收黑钱,甚至犯罪。围观者大失所望,迅即倒戈,从对批判者的声援,转向对批判者的攻讦,变脸之速,仿佛一瞬,而且他们言之凿凿:“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批判者是哪种人,与批判全然相关吗?批判的基点,当是真理与真相;批判的要义,当是理性与逻辑。批判者可以是一条恶棍,只要他的批判,诉诸真理,坚持真相,便值得我们尊重、认同。反之,即使批判者是一位道德家,他的批判,却扭曲了真理,抹煞了真相,以大言欺人,以大义责人,这样的批判,哪怕金碧辉煌,实质不值一毛。

到底有多少人陷入了这一思维误区,苛求批判者必须是完人、圣人、义人,他们的屁股必须干净,他们的出身必须纯正,他们的品行必须高洁,他们的批判,必须出于公义,不藏一丝私心?寻找这样的批判者,不啻在索多玛城寻找义人。更可怕的是,一旦批判者不能满足于此,其批判的真诚、信誉便遭质疑。质疑者最喜欢反问:你自己的屁股都不干净,哪有资格批判他人的屁股呢。

倘此逻辑成立,所有人都将豁免于批判,因为索多玛城没有义人,所有人的屁股都不干净。要求批判者是义人,正是为这一强梁的逻辑服务。

耶稣追问法利赛人,裘千仞追问一灯等人,对批判者德行的苛求,相当于设计了一个相对主义的道德圈套。只有洪七公纵身跳出,然而他的化解之道过于高蹈,俨然道德法官的自负姿态,未必不是一种病毒。而且,他的化解,以承认这一圈套为前提。

真正的化解,则在于直接打破这一圈套。除恶者,并非一定要是善人;批判者,并非一定要是义人。批判完全可以独立于批判者的德行而存在。索多玛城的批判,只须坚守一点:

勿论义与不义,但问法与非法。

 

 

2013年11月1日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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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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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撰有《从黄昏起飞》(花城出版社,2008)、《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花城出版社,2009)、《百年孤影》(东方出版社,2010)、《酒罢问君三语》(宁波出版社,2012)、《少年游》(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岂有文章觉天下》(华夏出版社,2014)、《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鹅城人物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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