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民粹与民粹主义已经沦为一种“批判的武器”，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竞相使用。互联网上的汹涌民声，被官方的喉舌斥之为“网络民粹主义”，并暗指它被“新崛起的网络精英”裹挟，用来“宣扬自由主义价值观”。民间认为，官方所发起的一些群众运动，以打黑、杀富、排外为呼召，煽动淤积在民众心底的怨念与仇恨，冲击法律，报复社会，则不无民粹之嫌；然而官方本身并不是民粹，只是在利用民粹而已。这两种批判，殊途而同归，它们欲揪出的敌人，不止民粹，还包括潜伏在民粹背后发踪指示的那股势力，也许，后者才是它们的心腹之患。

话说回来，什么是民粹？

民粹与民粹主义（Populism）大概是政治学上最模糊、最飘忽不定、最难以捉摸的概念之一，甚至连“之一”都可省去。对其进行定义，往往徒劳无功。研究者指出，民粹主义的一大特征，恰恰在于其概念的不确定性。既然如此，且抛开定义不谈，只谈其主旨：推崇民众（群众、人民），贬斥精英。

推崇民众，哪里错了呢，民主社会，主权在民，民权至上，谁敢公开鄙弃民众？不过，推崇归推崇，必须有度，最忌从一个极端滑入另一个极端。民粹的症结，正在极端化，极端推崇民众，极端抬高人民，极端美化群众，极端敌视精英，诸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向群众寻求真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等说法，都充满了浓郁的民粹气质。

如此，问题就来了。第一，群众的眼睛未必总是雪亮，群众的头脑未必总是聪明，真理有时不是掌握在群众手中，而是掌握在少数人甚至唯一的先知手中，将群众抬到一个无以复加的高度，红色的屁股便裸露于天下；宣扬人民无所不能，往往导致人民的信用破产。

第二，群众何指，人民何谓？尝尽了历史的苦楚，我们终于明白，“群众”、“人民”这些概念，极其虚幻。按理说，你我都是人民，可是，一旦人民被纳入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它的实质便被风干了，此刻，你我还是不是人民呢？谁能代表人民，谁能命名人民，谁便掌握了答案。由此而言，人民就像一块高悬于天际的云彩，风一吹，便开始摇摆。民粹主义以人民为基点，人民摇摆，它自然随之摇摆。其概念的飘忽，正源于此。

（附带说一点，《民粹主义》的作者保罗·塔格特指出，哪些是人民，哪些不是人民，民粹主义更容易确定后者，它往往通过对敌人的憎恶和妖魔化来建构自身的正当性。这从而决定了其特质：反对与破坏。）

更要命的是，当“群众”、“人民”的名义被盗用，民粹则难逃被利用的厄运。有人高举民粹主义的鲜明旗帜，其身份，却非民众，而是精英。1861年，俄国民粹主义的奠基者赫尔岑呼吁：“到人民中去，到人民中去，那儿有你的位置，从知识的宝座流放自己，你将成为代表俄国人民的勇士。”这话足够直白了，到人民中去，表面上看，为了融入人民，实质上则是为了启蒙人民、代表人民。窃以为，许多高呼民粹主义的知识精英，本身并不怎么信任民粹主义，他们比民粹主义的批判者还了解此中利弊，只是值此情势，他们需要发动民粹，为我所用。

民粹主义的飘忽，决定了它无法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而只能主动依附他者，或者为他者所利用（民族主义亦然）。因此，民粹博得了“投机”、“变色龙”的雅号，吴稼祥称其为变形金刚：“它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看似在左，倏然在右，今天要平等，明天就要特权，一会儿是民主主义者手里的讲稿，一会儿又是独裁者，比如庇隆脚下的阳台，这个国家的民粹主义者要加税，那个国家的民粹主义者要减税，甚至拒绝缴税，比如法国的鲍杰德主义……”保罗·塔格特认为：“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方，民粹主义一直是变革的力量、反对变革的力量，是左翼进步政治的创造物，是对现状进行慎重辩护的庇护所，是极右派的同伙人。”俞可平则指出其内在的矛盾：“……它有民主的内涵，但最终极可能走向专制独裁；它有爱国的情调，但常常导致极端的民族主义；它反对精英政治，但结果经常是个人集权；它貌似激进，但实质上经常代表保守落后的势力。”

一般而言，极左与极右最爱利用民粹，它们的极端属性，臭味相投，一拍即合，而且，民粹可以作为一重炫丽的包装，掺入民主、民本、民生的队列，用以号令民众，无所不从，借机掩蔽了其专制的本色。所谓“民粹其表，专制其里”，这八字，足以诠释大多数民粹现象。

当然，民粹绝非一无是处。它的价值，不在朝，而在野，不在建构，而在解构，不在效忠，而在反对。最适合它的角色，就是一个永远无望上台执政的反对党（它若执政，便是灾难），无时无地不向政府、精英高喊“我反对”。它的主张，如均贫富、直接民主等，作为对贫富分化、代议制民主的激烈批判，不啻是一记警钟。

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民粹风靡一时，所对应的现象必将是社会不公、权力专横、政府腐化、精英堕落。如塔格特所云，民粹主义的主题之一，正是“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所以我们批判民粹的同时，更应该批判滋生民粹的土壤。

2013年10月23日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