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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刀尔登

【这些年读刀公尔登,颇有所得。随感如东鳞西爪,现汇编一文,彼此之间并非全无干系。】

 

 

读刀尔登

 

 

治史贵能平心持论。深文周纳,于古人无所伤,而于当世学术人心,则流弊实大。

——钱穆

 

至于我的书,遗憾的是不能每出一本书就换一个笔名;若能每一次重新开始,我会觉得更自由。

——卡尔维诺《巴黎隐士》

 

《中国好人》,刀尔登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2月第一版

《七日谈:字母表,以及希里花斯人的合理生活》,刀尔登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8月第一版

《不必读书目》,刀尔登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2月第一版

《旧山河》,刀尔登著,中信出版社20125月第一版

 

刀尔登其人

 

我们认识一位作家,往往通过他的文字。不过,我读刀尔登先生的过程却恰恰相反,我是先听说这个人的传奇,再留意他的文章。在他的朋友与拥趸口中,他仿佛不是这个时代的人物,他的行止,纳入《世说新语》,毫无突兀之感。有一个朋友,与他素未谋面,路过北京,他便从石家庄坐火车赶去陪人喝酒,酒至八分,兴尽而返,百里迢迢,弹指一挥。这不是传说,而是和平年代的义薄云天。

刀尔登一向被称为隐士,他却不愿接受这顶桂冠。其理由,据我推测,第一,今日中国不同于魏晋时代,王化所及,不见南山,权力的严控之下,归隐的自由早被剥夺,倘自以为隐士,或以“大隐隐于市”相标榜,无非是自欺欺人,用纸糊的繁花装饰鸵鸟般的脑袋;第二,以刀尔登对生活的热爱,譬如他好酒,爱旅游、摄影,关心时事,畅游网络,这与我们想见的遁世离群的隐者情怀还是有些距离。所以,我不认为他是隐士,他只是不合时宜、有所不为而已。他的许多选择,如自称诗人,都疏离了这个时代,甚至构成了对这个时代的嘲讽,俗流无法认同他,遂赐以“隐士”的美誉,以此命名,将他排斥到主流之外。质言之,所谓隐士,暗藏了一种价值观上的放逐。

我眼中的刀尔登,不是异人,而是通人。这个“通”,一指他的渊博,学贯古今中西,他谈国史,信手拈来,举重若轻,这等境界,非把万卷史料化入腹中不能为;二指他评人论世、知往鉴今的通达,他自己有所不为,对他人的有所为,却不鄙夷,他的灵魂一尘不染,对他人身上的污垢,却能同情。这后一点,最令我受益。我好讲平恕之道,有人问,什么是平恕?请读刀尔登的书。

 

《中国好人》

 

记得《中国好人》的封面,印了一句令人瞠目的话:“中国杂文,鲁迅、王小波之后,幸好还有刀尔登。”这应是出版商的手笔,依刀尔登的谦逊与淡泊,必定不屑于这般宣传自己。单论杂文,刀尔登与鲁迅,可比性实在不大:鲁迅的杂文,并不以说理见长;刀尔登杂文的一大特色,恰是说理。与擅长说理的王小波相比,刀尔登的文字功夫似乎更胜一筹,其表述机警、明快,力求一剑封喉(当然,有时过于追求文意的奇崛,则不如王小波通俗),就此而言,却与鲁迅相近了。

《中国好人》出版之前,我便读过一些篇章。印象最深的一篇,当是写阮大铖的“制造小人”。由此标题,可知立意。我对东林党、复社诸子的行动,颇有些非议,尝言“君子一旦误国,往往尤甚于小人”。然而君子小人之说,更多是道德标签,实无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历史迷局。刀尔登“制造小人”一文,则更进一步,诠释东林党人为什么要集矢于阮大铖:“因为团体需要公敌,来把集体凝聚起来;更重要的是,好人主义需要坏人,来做制度性失败的替罪羊。”质言之,这个小人,并非阮大铖想当,而是他不得不当;或者说,即便他不当,那也有人会当。东林党人的正义光芒,需要阮大铖们的镜鉴来反射。

“制造小人”可与“打严嵩”并读。无论史上,还是民间,严嵩的恶名,都远过于阮大铖。刀尔登则说,事实上,严嵩谈不上有多好,正如谈不上有多坏。至少他在世之时,名声不差,“我们看当时的名公巨儒,高人硕士,和严嵩多有过从,有的还颇亲密,而非皆出于应酬”。严嵩被打,沦为过街老鼠,源于两个人(徐阶、王世贞)和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便是“泛德论”:“以为道德冲突乃是社会冲突的主干,我们的失败,不是自己无能,而是有坏人在捣鬼。明朝政治一塌糊涂,捉坏蛋运动便格外蓬勃;反过来说,因为捉坏蛋运动太蓬勃,所以一塌糊涂。嘉靖后期政治失败,不能不有替罪羊。”从捉坏蛋到制造小人,从严嵩到阮大铖,这一点,不妨当作读解中国史的密匙。甚至不惟历史,如今依然有用。君不见,现在一有冲突,都要先揪出一个内奸、恶棍、蛀虫么?

《中国好人》所辑录的文章,以史论为主。刀尔登论史之长,不在对史料的发掘,他虽博览群书,所使用的史料,几乎都是大路货(这也印证了我的一个论断:除非研究党史,否则实在不必标新立异于对史料的占有,把那些通用的史料读透了,论史必有所得),而在视角的独特与立论的通达。徐晓说,刀尔登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刁,这话止有一半的道理。首先,刀尔登的确刁,读他的文章,有时单读标题,便可见他出手的刁钻,除了论阮大铖的“制造小人”,还有写海瑞“有女莫嫁海主事”、写朱元璋“得天下者得民心”、写乾隆“生命在于运动”、写宋江“卿本贼人”、写王莽“百姓不仁,亦以圣人为刍狗”等。其次,刀尔登出剑虽刁,胸中却是一团光明正大之气,他立论的根基并不刁,往往基于常情、常理、常识。以通达为本,他的刁,便不是尖刻,而是深刻。

说了半天,到底什么是通达?为冯道辩诬,不乏其人,刀尔登的论断,令人感觉通透:“史上名气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恶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说明社会出了毛病,不是纵人为恶,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难之事。如冯道者,一平常人耳,以其平常混世界,也以其平常挨人骂。”

明朝败亡,宦官是一大病毒。这其中,正德年间操纵朝政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刘瑾自是恶迹昭著。论明史者,多骂刘瑾,刀尔登却指出,读书人憎恨宦官,然而“宦官上应天象,也是读书人的发明”。“有纵人为恶的机构,自不愁找不到为恶之人,而骂宦官,剐刘瑾,虽然义勇可形,但既然又主张宦官制度,知者难免要说那是移羞做怒。”“移羞做怒”四字,道尽了一些人的本色,他们假借愤怒,掩蔽内心的自私与犬儒;以正义之名的愤怒,不过是一块肮脏的遮羞布。

类似通达之论,在刀尔登笔下,简直不胜枚举。如论雍正的用人特点,叫“不疑不用,不用不疑”;论古代的忠孝之两难,问题不在忠孝本身,“而在于缺少一种普通的正义观,高于具体人际关系的价值”,说白了,即忠孝之上,还应有更高的价值观;论司马相如做《封禅文》,刀尔登说,他不喜欢的不是谄谀,而是谄的方式:先意承志,先主上之忧而忧。

说到论司马相如一文,我则要向刀尔登献上一得之愚。文中,刀尔登引用了梁启超骂奴性的两句话,实则此言不是出自梁任公之口,而是他的同门,与他齐名的麦孟华所云。这篇文章叫“说奴隶”,刊于《清议报》,刀尔登所引的那段,异常精辟,兹录如下:

奴隶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起居,无不待命于主人,而在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遂无不奉之主人之手。衣主人之衣,食主人之食,言主人之言,事主人之事。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谀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侍候之外无精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不敢不死。得主人之一盼、博主人之一笑,则如获至宝,如膺九锡,如等天堂,嚣然夸耀于侪辈为荣宠。及婴主人之怒,则俯首屈膝,气下股栗,虽极其凌蹴践踏,不敢有分毫抵杵之色,不敢生分毫愤奋之心。

 

《七日谈》

 

《七日谈》虽谓小说,却可视为数十篇说理的杂文。因那些故事,出自“我”与张三的闲谈,于是刀尔登的行文,少了一些含蓄、典雅,多了一些口语化的直白,就此而言,倒更接近王小波。不过刀尔登讲故事,比王小波还喜欢绕弯子,常常讲到一大半,便戛然而止,留下悬疑,让读者纳闷半晌。当然这本书不是悬疑小说,其要义依旧在于说理。所说的理,以及说理的方法,不像《中国好人》,以关心事实、辨明真相为起点;而是以还原人性、理清逻辑为基础。据他对媒体说,他写《七日谈》,最初“希望写出一本令人不安的书——让人对自己的一些固有想法发生怀疑”,写到后来,有所收敛。这种收敛,并未改写文本的立意。这依旧是一本令人不安的书:如果说今日中国主要有三种人,骗子、傻子和哑巴,那么此书的措意,就是令哑巴开口,令傻子聪明,令骗子不安。

 

《不必读书目》

 

我对“必读书目”之流一向不敢恭维,不管所开的书目出自何方神圣之手。盖一个“必”字,折射了神圣们的自负和虚妄。人间世并无什么必须要读的书,包括以发行量之巨著称的《圣经》与毛选,儒教徒未必愿读前者,犹如自由主义者未必愿读后者。假如一定要找一本必读书,恐怕只能是字词典。故我的案头,惟有一书一年四季雷打不动,即疑似盗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话虽这么说,我却难逃“必读”之劫。前些年,有人开书单,名曰“大学生必读的十本书”,将我的处女作《从黄昏起飞》纳入,惊出我一身冷汗。这十本书并列,相互之间毋宁构成了侮辱。譬如我的书侮辱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与钱穆的《国史大纲》,有些书则侮辱了我幼稚而真挚的写作。且这些书,并无一本需要大学生必读。如果他们要读《论语》的话,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显然过于古奥,倒是杨伯峻《论语译注》更适合发蒙。

“必读”令人反感,“不必读”却令人欢喜。因为,就我们生存的时代而言,烂书的数量,远远多于好书,假如出版界在生产十本烂书的同时,能生产一本好书,作为读者,我自觉赚了。读烂书自然是浪费时间、金钱与视力,若有人以“不必读”的名目制作烂书榜,实在功德无量。

刀尔登这本《不必读书目》,所论皆为古书,不过他针对的不是烂书,而是烂人,以及偏见、乡愿、褊狭的视野、鄙陋的风俗等。譬如他说不必读《老子》,因为“老子的思想,早已渗入你我心中”;不必读《孙子》,因为“咱们这里,人人都是兵法家,至少现在是这样”;不必读韩愈,因为“他的修辞和文法,后人尽已继承,上过中学的人,当早熟悉了;没理搅三分的手艺,连没上过中学的人也早熟悉了”……这些话,皮里阳秋,更多是在嘲讽现代人呢。

不读西游一文,前半篇文章,却不涉《西游记》半分,而针对“这个前言盛行的时代”——我读到这个高超的命名,差一点拍案而起。好多书,内容本来是一流,因一篇三流的前言,败了读者的兴致而被弃若敝屣(如河北教育出版社所出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系列,数十本书共用一篇总序,此序虽是名家所撰,长达数十页,却无几分干货,平白耗费纸张,徒增书价)。刀尔登说:

……敬爱的读者,您想必也和我一样,屡次遭受这样的伏击,满怀希望地打开一本书,先读到的,却是长达几十页的前言之类,等我们把它读完,精神和身体都下垂了,心里沉甸甸的;本来是想跳到欢乐的马背上驰骋一番,结果变成了驮夫,要给——据说是——自己的精神,运输一大批救济品。这类前言,把我们对作品的理解,限制在一两种之内。同样糟糕的,是他们预测到我们有可能因作品的哪些内容,哪种品质,而发生趣味,便防患未然,把所有这些所在,用各种大义,统统闷死,使我们一旦读到该处,心中涌起的不是欢乐,而是沉痛了。

说到底,“不必读”云云,不是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不是古人的问题,而是今人的问题。若你读罢《不必读书目》,即不再读那些古书,你就陷入了刀尔登所预伏的陷阱,沦为他批评之刃所凌迟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不必读”,反成了一种“必读”,当你祛除了眼中的阴霾与心头的陋见,便可能生出对那些书的热爱,并读出它们的微言大义。

刀尔登画蛇,我愿添足,就他所论的“不必读”,列一些不必读书目。如《论语》,南怀瑾、于丹之流的“别裁”、“心得”等,的确不必读。如《孙子》,今人以官场、商场、职场之炉,煮出的孙子兵法心灵鸡汤,的确不必读。再如《公羊传》,今天一些一身妖气的公羊学家与指鹿为马的政治儒学家们的高论,大抵更不必读。

 

《旧山河》

 

《旧山河》的体例,与《中国好人》相仿,都是史论集,二书大概有十余篇重合。我不知重复收录的根据,不过,《中国好人》书中,我最喜欢的几篇,大都入选了《旧山河》。因此重读之余,颇欣喜于自己的眼光。

二书相比,《旧山河》更直白,所谓直白,是指议古论今,对现实的讽刺,更加激切,力透纸背。如“菜刀公孙弘”一文,从公孙弘向汉武帝献计“禁民毋得挟弓弩”谈起,一直谈到当代的刀具管制,刀尔登以反讽的口吻,倡议禁刀,从禁菜刀开始,为此,他愿从今不叫刀尔登,改叫菜尔登。

此文结尾云:

反对者或说,禁用菜刀,于民不便。此亦宋人不禁畲刀之意,但持此论者,不要忘了宋江方腊,就出在宋代。纵然小有不便,俗话说,两害相权取其轻,吃肉事小,治安事大。况如今各种切丝,切片,切条,切块的工具,或电动或手动,琳琅满目,何必非得用凶形恶相的菜刀呢?至于屠宰,可以电死,勒死,淹死,冲死,撞死,踢死,毒死,熏死,或竟劝其自杀,何必非得用血淋淋的刀呢?

这样的行文,遍寻《中国好人》,难觅其踪。也许,剧变的不是刀尔登,而是世道,刀尔登论史,本为讽世,当世变日亟,他针砭故纸堆的笔法随之激烈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刀尔登哪里是隐士呢,那颗火热的心,全然背叛了隐士的恬淡。他对时事的关注与表达,更与采菊东篱的隐者无涉。

再如“无名英雄”一文,从对周顺昌、魏大中等施以酷刑的狱吏写起,这些人,虽是依附于制度机器的螺丝钉,其作恶之暴虐无道、丧尽天良,却非螺丝钉的身份所能豁免,可惜他们名字不传,心事不传。故刀尔登呼吁:“唯盼自今以后,无数为王前驱的好汉,把自己的事迹说将开来,令四邻皆知,天下皆知,庶可免于不得不做无名英雄!”

书中不乏警世之语,且钞一句作结:

完美的专制是会与敌手共舞的,只要对方下他的舞池;反抗者填写着自己的新词,用的却是对方的曲谱。

 

2013106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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