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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此季,央视向国人发问:“你幸福吗?”其立意,自是正剧,结果却拍成了喜剧,这个群嘲的时代,具有一种能将世间万物喜剧化的魔力。颇有一些问答,成就了脍炙人口的段子。最著名的那则,当是在山西太原,记者问一位貌似孙海英的务工人员:“您幸福吗?”答:“我姓曾。”

年年岁岁花相似。今年提问的主题,虽从“幸福”升级为“爱国”,答案还是原来的味道。问:什么是爱国?有人答:爱国就是扶老奶奶过街;有人答,爱国就是抵制日货;有人答:爱国就是从不以次充好,从不缺斤短两;有人答:爱国就是不改国籍。问:什么是不爱国?有人答,造谣就是不爱国;有人答,贪污就是不爱国。其中一则问答,足以媲美“我姓曾”的先例:“说到爱国者,您会想起谁?”“导弹吧!”

选择播出这样的答案,大抵有些“博君一笑”的意思,当然,这只是央视为了提升传播效应而刻意制造的噱头,其主旨,还是弘扬爱国主义,他们的腔调和脸色,永远取决于他们的屁股。不过,对受众而言,快意的笑声冲淡了爱国的庄严,正如对受访者而言,鸡毛蒜皮的答案解构了爱国的宏大叙事。笑声当中,爱国沦为一幕喜剧,诚可谓中国特色。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我们不忙论断。再说另一则新闻。据报道,“祝你越来越爱国!走一个!”成为了今年十一期间最流行的祝酒词。他人以此敬酒,你若不喝,那不就是不爱国么?这么一来,喝酒便与爱国发生了关系。承载了爱国的价值,精致而轻盈的酒杯,都不由沉重起来,更别提杯中之酒,俨然可以倾倒一个国家。

要说喜剧,这才是喜剧。倘未读过新华社的这一报道,饭局之上,有人朝你举杯,高喊“祝你越来越爱国!”你会作何反应,会不会感觉受到了嘲讽?遇到烈性之人,也许一杯酒泼到对方脸上呢。

我纵横酒场十余载,自觉阅人多矣,却从未见过以爱国为祝酒词的阔人,甚至从未赴过以爱国为主题的酒局。这也许是我孤陋。那么,以我的孤陋之眼来看,酒局之上谈爱国,犹如舌尖之上谈爱国、床笫之上谈爱国,本身便极为反讽,最终不是导致爱国的精神被酒精稀释,化作口腔间的异味,或路旁的呕吐物;就是导致酒精充满了政治杂质,强喝下去,如饮毒汁。

最反讽的是,许多以爱国为主题、祝酒词的酒局,结账之时,领导大笔一挥,这场酒,竟由国家来买单。依“贪污就是不爱国”的逻辑,这也是不爱国的表现。看来,爱国与卖国的距离,有时仅隔一杯酒。

如今,爱国正遭遇双重围剿。第一重,是对爱国的政治绑架。爱国本该是公民最朴素的情感,爱自己的国,如爱自己的家一样自然。然而,有些人却在爱国后面加上了“主义”的后缀,在爱国头上压迫了强权的重负,在爱国体内注入了暴力的鸡血,如此,爱国的本质被抽空,“国”被替换,“爱”被强迫。这样的爱国,绝对是一场悲剧。

第二重,则是对爱国的解构。从床上爱国主义到舌尖爱国主义,再到风靡于今日的酒杯爱国主义,俱可纳入此列。其中最具中国特色的还是床上爱国主义。试看唐德刚先生的小说《战争与爱情》所述:“皇军慰安所的日本妓女严禁华人染指,但是皇军需要慰安时,一切都是免费供应。有时她们想赚点外快,偷偷过来与华民俱乐一番。华民为向日本天皇泄愤、雪耻,也不惜开洋荤、出重价。这次张老参足足花了三十块银元,终能在一个日本女人身上抗日救国了一番。”

这样的爱国——如果你觉得没有侮辱“爱国”这两个汉字的话——可谓最粗鄙的爱国。用爱国包装性欲,终究还是性欲;用性欲发扬爱国,用肉身的胜利遮蔽军事、政治、文化的失败,不过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此中逻辑,同样适用于酒杯爱国主义,不信,将“性欲”换成“酒精”试试看。

有人却为此辩解,理由是,这种对爱国的消解,将爱国从政治绑匪手中解救了出来。但是,如你所见,爱国虽逃脱了强权的绑架,却沦陷于性欲、酒精的麻痹:前者可谓对爱国的悲剧压榨,扭曲了爱国的面目;后者可谓对爱国的喜剧解构,撕裂了爱国的正当性。这不啻是从一间牢房转移到另一间牢房,爱国并未重获自由。

这两重围剿,都需要阻击。阻击的利器,十分简易:还爱国于自由。在专横的压迫与粗鄙的解构之间,爱国大有可为。它是个体的行动,不必为集体裹挟;它是多元的抉择,不必为权力限定。正如央视的采访所呈现的那样,你所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国,从此处出发,以你力所能及的方式来爱国:你是小学生,那么扶老人过街、给老人让座就是爱国,你是菜贩子,那么保证蔬菜的质量就是爱国;你是任志强,那么“努力批评政府的一切错误,以让这个国家中的人民生活的更好,享有更多的权利和自由”,就是爱国。

可惜,任志强的回答,终未在央视播出。这一出爱国的喜剧,还是涂抹了悲剧的底色。

 

 

2013年10月9日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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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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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撰有《从黄昏起飞》(花城出版社,2008)、《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花城出版社,2009)、《百年孤影》(东方出版社,2010)、《酒罢问君三语》(宁波出版社,2012)、《少年游》(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岂有文章觉天下》(华夏出版社,2014)、《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鹅城人物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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