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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年人物之:楚狂先生

33.楚狂先生

  

我与楚狂先生不是相见恨晚,而是相见恨早。假如五年之后认识他,想必我们的交往,就会少一些隔阂和冷场。

2004年初,我还在读大四,便进入《重庆青年报》周刊部。彼时我满怀壮志,企图以自以为高雅的文化品位挽救这份日渐庸俗化的报纸。我的媒体梦起于此,只是我从未想到,它将终于此。

忘记了什么事由(知青?三峡?),我接到指派,电话采访楚狂先生。策划书与领导的嘱咐被我草草抛在一旁,我完全按照自发设计的思路提问,问题犀利却失之宏大。电话那端的声音有些迟疑,不过,几乎每一个问题,我都拿到了自己期待的答案。

结果,如你所想,稿子被毙了。我发短信给楚狂先生解释此事,他毫不介怀,反而在一个午后,约我到磁器口喝茶。

楚狂先生相貌平常,只是那一脸若有所思的神情,令人难忘。那年他近六十岁,拥有三重身份:退休的文化官员,一家农庄的老板,作家(出过一部长篇和一本散文集)。当他沉默,恐怕无人能够猜到他曾是官场中人;当他开口,尤其是喝酒之时,他的面面俱到,能让在场的所有宾客感到如沐春风,若非浮沉宦海、久谙世事,断难有此功力。

他冷眼红尘,却不畏惧潮流。当时他这个年纪的人,上网者寥寥,他却是资深冲浪者,谈起网络人物与掌故,如数家珍。他在关天茶舍读过我的文章,所以当我问他,为什么要请我这个毛头小子喝茶,他笑道:我从你身上看见了年轻的自己。

“楚狂”这一笔名,他已经用了四十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他说,别看我现在老了,身似不系之舟,心如已灰之木,想当年,和你一样,志存高远,心雄万夫,背负时代的困厄,却从不卑躬屈膝,最后发现,我不是输给了时代,而是输给了自己的劣根性。

官场的话语习惯,使他习惯于欲言又止。那时我心浮气盛,目空一世,竟不知接过他的话头,请教劣根性何指,白白浪费了与他深谈的良机。

我们的面谈屈指可数:磁器口喝茶,到他的农庄喝酒,还有一次,他来西政听贺卫方的讲座,一座难求,我陪他在小礼堂门外站了两小时,我腿脚发麻,他神闲气定。

那半年,无心读书的我,挣扎于现实与理想、报社领导的脸色与不甘妥协的心性之间,像一头焦躁的豹子。在他面前,说不上是无意还是有意,我痛斥这座城市的文化格调,批判媒体的不思进取,言辞激切,丝毫不顾他的感受。他答以微笑,无限包容。

许多年后,我读到莫言的演讲,他用贝多芬与歌德的故事为自己的妥协辩护。我的记忆闸门忽然被打开,这个故事,楚狂先生讲过!

“歌德和贝多芬在路上并肩行走。突然,对面来了国王的仪仗队。贝多芬昂首挺胸,从仪仗队面前挺身而过。歌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在仪仗队面前恭敬肃立。”楚狂先生只讲到这里,以他的性情,自然不会像莫言那样继续发挥:“年轻的时候,我也认为贝多芬了不起,歌德太不像话了。随着年龄增长,我慢慢意识到,在某种意义上,像贝多芬那样做也许并不困难,但像歌德那样,退到路边,摘下帽子,尊重世俗,对着国王的仪仗恭恭敬敬地行礼反而需要巨大的勇气。”

当时我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讲,现在想来,他讲这个故事,劝勉我当在其次,更主要用来自况。他的半生,便是从贝多芬向歌德的转型。

2004年6月,尽管我已经成功融入了《重庆青年报》的体系,终究还是选择了辞职。给楚狂先生发短信,说月底离开重庆,这一别,不知何时再见,想请他赐一幅墨宝,以作纪念。他答应,问写什么。我答: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数日后,我收到他的题字,却未如我所愿。他写的是:

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我向他致谢,他回短信:你太理想主义了。随即,再回一条:我默祷你不负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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