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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年人物之:卢云豹

【旧年人物】专栏已经写毕,在《新京报》的连载将于本月底结束。考虑到出版,后面暂不公开,只发两篇写师长的文章。

 

 

 

29.卢云豹

 

 

 

“壬午年,予由文学转宪政,受恩于卢云豹、王人博二师之教。二师本为师兄弟,王师盛名,世所景仰,卢师狷介,不容于时,故默然无名,然其清识更难尚也。或谓王师似阮步兵,卢师似嵇中散。王师通雅博畅,能以天下为己任,卢师萧条方外,不与时务萦怀,其旷澹处,如神龙在野。”

2010年底,我撰《西南梦华录》五十条,大多都是戏言,不值一哂,惟有写王人博与卢云豹这一则,字字如见肺腑。

我曾在《百年孤影》书尾向这两位启蒙老师表示感谢,正是他们主讲的《西方人权史》、《法理学》、《外国法制史》等课程,将我引入了宪政主义之门,除了知识,他们还教给我应对知识世界以及现实世界所必须具备的德行:独立、审慎、坚忍、虔敬。

十年前,王人博告别西政。他与卢云豹最后一次联袂登台,当是2002年4月龙宗智教授的那场后来被西政学子屡屡提及与无限怀念的讲座。当年龙宗智回西政任校长,依稀学者本色,第一次与学生见面,不是全校大会,而是学术讲座,钦点王人博主持,卢云豹系嘉宾之一。龙教授讲完《“相对合理主义”及其局限性》,轮到卢云豹发言,他轻声问王人博:能讲真话吗?然后以一贯低沉、缓慢的语调,发海潮音,作狮子吼:“这是迄今为止,我所听到的最庸俗的相对主义……”此言一出,台下鸦雀无声,随即掌鸣如雷。更难得的是,龙宗智并未端出校长的架子,而是以一个学者的优雅姿态据理回应。

那晚我被堵在学术报告厅之外,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不过这些细节,我有缘在卢云豹家里,向他一一核实。

他家位于12舍边上,我去过两次,印象最深的是第二次,在幽暗的光线之下,纵谈哈耶克、罗尔斯、诺齐克等。他的家算不上家徒四壁,毕竟还有书和电脑,然而除了书和电脑,我想不起他家里还有什么。

那些年,除了听课,我与他交往并不多。彼时我笃信艾兰·布鲁姆纪念其师列奥·施特劳斯的名言:“在某种生命里,思想就是唯一真实的事件。”是故,思想之外,我更愿意与我尊敬的师友保持距离。

恰因疏于交往,本该随风飘逝的往事,如今依旧历历在目。他曾向我借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礼尚往来,我从他处借来以赛亚·伯林的《自由四论》(台湾联经版,陈晓林译)复印。尽管后来大陆出版了《自由四论》的扩充版,那复印本,我却不忍舍弃,现在就搁在我身后的书架底下。

卢云豹被称为西政的隐士。我不晓得“隐士”之说所暗藏的褒贬,也许言人人殊。无可否认卢云豹的隐士情怀,他萧条高寄,与世无争,不在校外兼职,无意课题与职称,除了讲台,你在校内几乎不会发现他的身影。前不久我们通电话,他说若回重庆,务必告知他。我请他留一个手机号码,他说:我不用手机。

曾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戴维·苏特,亦有隐士之称。其传记的中文版,系我的朋友何远律师翻译,隐士二字,特加引号,似有所讽。我读此书,常常想起卢云豹,当然,苏特比他更遗世独立。被视为“生活在18世纪的人物”的苏特,几乎排斥一切现代化工具,除了像卢云豹那样不用手机,连传真、电视、电脑等,都与他无缘,他坚持用钢笔书写判决意见,再由法官助理输入电脑;他离群索居,与书为伍,不知名利为何物,在被布什总统提名为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之时,马歇尔和布伦南大法官纷纷表示,从未听过这个人。

不过,苏特的好友梅尔文·莱文说:“我不认为他非常避世,我觉着是人们在避着他。”“如果你是他欣赏的人,他会是一个完美和忠诚的朋友……那些对他避之不迭的人,都是他觉得虚伪矫情的人。”这个判断也许适用于卢云豹。他的退隐与逃避,缘于他的洁身自好,不愿涂脂抹粉,以装点这个腐烂的世道。只要与他稍稍接触,当可发现,他绝不是一个孤僻、冷漠的人。他温润、沉静而不乏风趣,一口平和的河南普通话,让同样来自中原的我备感亲近。

毕业之后,我出版的每一本书,都托人送他,作为对精神向导的一份反馈。我不知他是否会读,更不知他若读后,悲喜何如。我寄书之前,每每忐忑,因为我深知以他对待思想和文字的审慎,必定不喜我这般挥霍无度。他曾发愿写一本关于西方法制史的著作,出版社已经发出了预告,然而,就因其中两个关节点未能想通,他遂一拖再拖,最终放弃出版。

这是师训么?他和王人博的老师林向荣先生,平生并无一本专著。2008年,林先生归道山,据俞荣根所记,送林先生的骨灰上山后,王人博说:“林门弟子中,最像林老师的还是卢云豹。”

听说,卢云豹至今还是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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