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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事哪有捷径

 

王照(小航)曾参与戊戌变法,彼时他官居礼部主事,一折参倒该部六位堂官,震惊朝野。变法失败,他被迫流亡日本,寄身康有为、梁启超门下,然而他与康梁不是一路人,终告决裂。后来他反思变法,不仅抨击荣禄、刚毅及守旧党“皆误国者也”,还批判康梁等“亦庸医杀人者也”。

他曾述及与康有为的一段争论:“戊戌年,余与老康讲论,即言‘……我看止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老康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迄今三十二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王照与康有为年纪相当,故称其“老康”。

这则史料,我在胡适的书中,至少读到两次。1930年10月8日,年过七十的白头老人王照访胡适不遇,留下一大包文字,想来应是《王小航先生文存》的底稿。1931年5月31日,胡适为王照的四卷文存作序,结尾便引用了这段话。

王照“三十余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戊戌年,他主张多立学堂,以教育为新政之本;民国元年,他在上海发表《救亡以教育为主脑论》;民国十九年,他作《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依旧主张根本之计在于普及教育。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最对胡适胃口。因为他自身便是如此。如“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胡适一讲,同样是三十余年。

1948年3月3日,胡适复信正读大学、年轻气盛的陈之藩,再次引用了这段争论,并告诫陈“别说缓不济事,缓不应急”。

可是,在我们身边,“缓不济急”、“时不我待”的话语却泛滥成灾,康有为、陈之藩并不孤独。普及教育,需要时间,康有为们的口头禅,却是“没有时间了”,对他们而言,仿佛明天就是世界末日,还说什么深谋远虑、百年大计?

到底有没有时间呢,历史足以证明康有为的错误。中国的转型,确然千钧一发,迫在眉睫,然而,如今距离王照与康有为争论的年代,已经超过了百年,转型犹未完成,教育尚需普及,可见时间并非决定性因素,正如王照在三十二年后的感慨:“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

尽管在戊戌变法时期处于同一阵营,王照渐进,康有为却激进,王照主张日拱一卒,康有为却主张一步将军,他们争议的关节点,并不在时间,而在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针对病入膏肓的中国,王照的药方,是静养,康有为的药方,当属猛药,如其上皇帝书所云:“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可惜药效过于刚猛,非但不能药到病除,反而加重了病情:康有为们的急躁、操切与轻浮,正是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一大原由。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曾用五个“太”形容其兄的改革纲领:“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他开出的药方,则与王照近似:“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后来他在狱中,还对谭嗣同说:“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

历史不容假设,假如戊戌年的改革,不是由康有为、谭嗣同,而是由王照,以及更加稳健的张之洞、陈宝箴来主导、规划,朝廷能否突围,中国能否自救,谁知道呢。然而我们由此必须承认,改革与时间的关系一向十分微妙,它迫于时间的压力,却最需要时间的打磨;言必称“缓不济急”,将失败的责任推到时间头上,正是一种懒惰、懦弱的行为。

我们生活的时代,是否还需要康有为,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像王照这样的主张,永远不会过时;像王照这样的人物,永远不可或缺。他是做事情的人。在“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鲁迅语)的中国,做事的第一要务,当是坚忍一心,积微成著,决不能指望一步到位,一劳永逸。

王照说:天下事哪有捷径!

 

2013年8月1日

 

供《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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