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年近六十，平日谈及儿孙，最喜使用“中用”一词。譬如数落我：“你在浙江，离家千里，中不了我的用。”说弟弟：“你在南京，离家终归近一些，有时能中我的用。”她凝视正在摇篮酣睡的三个月大的孙子，慈爱之情，溢于言表，随即叹道：“奶奶能不能等到你中用的那一天呢？”

妻子对此十分反感，认为这一论调，不啻视子女为工具，用功利主义的考量，榨干了原本无价的血缘与亲情。在她看来，父母对儿子女最可取的态度，当是给予，而非需求，当是“我们能为你提供什么”，而非“你能为我们带来什么”。

母亲虽然口口声声说“中用”，她对子女的爱，并不减损分毫，倘能给予，全力以赴，不能给予，无限愧疚，她和父亲常常抱怨自己“没用”，一脸歉意，令我肝肠寸断。

从“中用”到“没用”，母亲不仅以“用”考量子女，还考量自身。所谓功利主义，并非针对她的孩子，而指向她所接受的教育与所处身的世相。

母亲生于1950年代中期，在时代的压迫之下，连初中都未读完。她这大半生，所去过最远的地方，大概就是宁波，所吃过最贵的一顿饭，不会超过千元，可想而知，她能见过什么世面呢。尽管三十岁后，她便离开了农村，不过从本质上讲，她仍是一个农村妇女。她的脑中，依然堆积了重男轻女、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被精英斥为陈旧、落伍的观念。她生了两个儿子，近年来最大的心事，便是孙子的降生。

母亲一直担心，等她和父亲老了，丧失了劳动能力，谁来养？三年前，我们帮她缴纳了社保，现在每月可领800元，她的心稍稍安定了一些。前些天过来看孙子，她提出另一个严肃的问题：假如她晚年瘫痪在床，就像我奶奶生命的最后两年一样，谁来养？我哭笑不得，只能说她乌鸦嘴。

回头想想，这亦非杞人忧天，母亲若不忧心这些，还能忧心什么呢。对于中国绝大多数老人而言，这是最实在、最迫切的问题：当我老了，谁来养？

如今一说养老，不免要谈及那个脍炙人口的段子。话说1985年，政府宣传：“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1995年，“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2005年，“养老不能靠政府”；那么两年后的2015年呢，有人预测：“再老也得养政府！”一旦不幸而言中，那么养老与政府的关系，三十年来，恰好后翻腾180度，正如人民与官员的关系，原来说，官员是人民的仆人，结果，人民沦为了官员的仆人。

由政府养老，当是现代的观念。如古代中国，虽然讲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养老责任的承担者，终究还是子女，以及老人所属的宗族。政府不来养老，却不至受到批判，因为这并非其既定职责。彼时的政治生态，可谓“小政府，大社会”，皇权不下乡，乡村皆自治。据权责一致原理，你占有多少权力，便承担多少责任，古今对比可知，在古代，养老之责显然不宜压到政府头上。

今日中国的政治生态，无疑是“大政府，小社会”。政府几乎无所不为，无所不管，连人民的生育权，都强行纳入计划的轨道。这便间接摧毁了传统的养老观：“多子多福”从此成为泡影，“养儿防老”则取决于运气。必须承认，当时的政治口号“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正有其合理性：你推行计生，使人民无力养老，政府不来养，谁来养？

然而，以下三十年，政府却在逐步推卸、转移它所承诺的养老责任。口号的变迁是最生动的注脚。此外，如屡屡放风延迟退休年龄，将“常回家看看”写入法律等，都体现了政府养老政策的节节败退。如果政府的规避责任，与“大政府”向“小政府”的转型相随，似乎可为自己的谬误找一个体面的台阶，事实却恰恰相反，“大政府，小社会”一如既往，国进民退甚至变本加厉，公权依旧嚣张，民权依旧萎缩。这注定了养老问题，近乎无解。

说近乎无解，也许有些夸张。君不见，有人已经开出了药方：调整计生，放开生育。我支持废除计生（而且我坚信在未来十年必将废除），原因却是它强制剥夺了我们的生育权这一天赋人权，而非它能解决养老难题。我们必须分清这里的因果。计生是恶因，它的存废，并不取决于养老问题的解决之需要；同样，养老问题的根治，计生的存废无关宏旨，而取决于政府的角色扮演。

对于政府与政策，我父母的姿态，一贯是将信将疑。我出生之后，计生作为国策，开始强制推行，然而他们甘冒风险，继续生育。相比“计划生育好，政府来养老”的宣传，他们更相信养儿防老的农村传统。尽管在他们身边，有些人养儿子，非但不能防老，反而连累了老人；尽管专家指出，“养儿防老”不够道德，而形成了一种父母与子女的“互害关系”，他们依然笃信这一传统观念。至少现在来讲，他们当年的抉择并不是一个错误。

反倒是母亲办理了社保以后，那颗定心丸却不能使她完全安心，她依然满怀疑虑：五年后，十年后，我每月领到的800元，还能值多少呢？

2013年7月31日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