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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与批判

爱与批判

谢谢景凯旋先生,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被国境线和意识形态屏蔽的东欧作家:南斯拉夫的米哈耶洛夫、丹尼斯·契斯,保加利亚的乔治·马尔科夫等。马尔科夫曾是保加利亚作协会员,政府豢养,奉旨写作,享受体制赐予的财物与特权。有一次他与大学生座谈,谈到社会责任,一个学生问他:“你如何使你的信念与你的特权相协调呢?”他不知该怎么回答。他问学生喜欢什么样的作家,答案都是以前的名字,马尔科夫的这些前辈,纵然穷愁潦倒,却从不出卖自己的才能与尊严,时代的黑暗反被他们的高尚照亮了。“那么你是什么样的作家,马尔科夫同志?”学生反问。最终,马尔科夫与保加利亚当局决裂,流亡国外,写作回忆录《被扼杀的真相》,被誉为“保加利亚的索尔仁尼琴”——无独有偶,米哈耶洛夫被誉为“南斯拉夫的索尔仁尼琴”,看来对一些国度的作家而言,索翁是最伟大的标杆。

1978年9月的一个黄昏,侨居伦敦的马尔科夫在公交站等车之际,遇刺身亡。此前他因批评保加利亚而屡遭暗杀威胁。多年后,在他墓前,年轻的女儿问母亲:“如果爸爸爱我们,为什么还要写这些东西?”

这个问题曾经像春天的雷霆一样轰响在我疲乏的耳际,令我不得不去正视内心的自私与怯懦。我甚至为马尔科夫感到庆幸,九泉之下的他,终于避开了女儿和家人迷惘而殷切的眼神,我们却无处可逃,这是下笔之前必须化解的一道关隘。

自2007年以来,我的写作,渐渐转向时政,其中对时局的批评,远多于赞美。我喜欢托马斯·杰弗逊那句话: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尽管我的批判性写作,始终坚持理性、渐进、守法度的本位,然而在此盛世,风险犹不可测。对此,家人纵有忧色,却仍默默支持。父亲甚至对我加入作协——他以为这是妥协的表现——表示不解,我至今记得他疑虑的眼神,像一面明镜,让我无地自容。

儿子出世以后,我必须直面马尔科夫式的难题。我害怕有一天,他忽然问:“爸爸,你这么爱我,为什么还要写这些可能让你失去爱我的机会的东西?”如果我不能直接回答他,我便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爱与批判,其实并不矛盾。我爱这个国家,所以才批判它丑恶的一面。我爱我的孩子,所以才批判禁锢他的教育制度。我读冉云飞《给你爱的人以自由》,发现他对女儿的爱有多深切,对教育的批判就有多深切。用王怡的话讲,“他下笔越来越狠,目光却越发温柔”。

我的一位教师朋友,平素温文尔雅,安分守己,去年为了保护地方环境,他好似换了一人,像一头愤怒的狮子冲上了街头,走在抗议队伍的最前列。后来有缘把酒,一掬英雄泪,三杯诉衷肠。他说自己并不勇敢,上街前一刻,还在担心倘若因此失去了工作与自由,今后家里怎么办呢,房贷缠身,母老子幼。最终他没有退缩,理由是,他不愿女儿从此生活在粉尘与阴霾之中,更无法想见十年、二十年后,女儿上街去面对盾牌与催泪弹的那一幕。与其让下一代承担,不如我们这一代来承担,他说。他教语文,经此一役,他给学生讲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讲到“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一节,常常情不能已。

现在我们可以来回答马尔科夫女儿的问题:马尔科夫的批判性写作,从大处讲,正是出于对保加利亚的爱,他不愿祖国在专制的压迫之下如一潭死水,不愿祖国在苏联的欺凌之下沦为霸权的后花园;从小处讲,正是出于对家人尤其是女儿的爱,他不愿女儿像他一样,前半生被暴政的阴影所蒙蔽,后半生在异国他乡颠沛流离,最终暴死街头,空余田园将芜。

读了马尔科夫的故事,我把电脑桌面换成了儿子的满月照。他明澈的眼神,从此成为我写作的起点与终点。“愿汝永远天真,如屋顶之明月”,所以我必须批判,所有可能污染他的心灵、扼杀他的头脑的事物,都是我的敌人。

2013年5月16日

供《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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