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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怒与敢言

 

敢怒与敢言

 

 

表哥承包的桃园,正值盛产期,忽被征用。桃树等花木的补偿尚未谈出一丝眉目,急不可待的镇政府便要强行平地。表哥跑来找我,酒过三巡,说想去杀人。我劝他稍安勿躁,晚上遂将此事发上微博,激起了一些波澜。第二天,听说砍桃树的人原已束装待发,临时接到通知,任务中止。随后镇政府给表哥电话,请他过去协商。一场极有可能诉诸暴力的冲突,所幸回归了理性的轨道。

事后表哥总结,像他这样的不公遭遇,断然不止一例,像他这样的无权农民,往往“敢怒不敢言”——这是他的原话,绝非我杜撰。我听闻此言,不禁对他刮目:这个并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年农民,竟能一语中的,道出了农民群体,甚至是所有民众的生存困境。

关于怒与言,我们可将前者视作行动的表达,将后者视作观念的表达。最不坏的政府,其使命正在于保障公民的这两种表达权,哪怕公民之言,每一句都在批判政府,哪怕公民之怒,有可能冲垮政府的门槛;最坏的政府,之所以“最坏”,正在于剥削了公民的这两种表达权,垄断于官家的私囊。

对民众而言,最好的状况,自然是敢怒且敢言;最坏的状况,自然是怒和言的权利都被搜刮殆尽。这中间,还有两个选项,距离我们更切近:你是愿意生活在一个敢怒不敢言的时代呢,还是愿意生活在一个敢言不敢怒的时代?一位作家说,知识分子会选择后一时代,农民起义会选择前一时代。

农民一贯敢怒吗?未必如此。表哥认为他身边的农民敢怒,自有他对怒的判定。譬如把他逼急了,便去杀人,这大抵便是匹夫之怒,伏尸二人,血溅五步。再如一些农民,遭遇强权欺凌,不再如桌上的鱼肉,任人宰割,而敢于进行力所能及的反抗,从拳头到菜刀,从煤气桶到燃烧瓶,最悲惨的武器,则是他们的肉身。只是这样的“怒”,成本何其之高,代价何其之大。

所以说,关于敢怒,因判定的标尺不同,结果不免迥异。有人认为农民敢怒,有人却反驳,敢怒的农民毕竟少数,有时寥若晨星。有人认为整个中国都在怒火中烧、怒发冲冠,有人却反驳,这样的愤怒仅仅停滞于言辞与情绪,而未上升到行动,只盘旋于微博的虚空,甚至不能进入菜市场;纵有怒汉拔刀而起,对象却错了,那一抹寒彻的刀光,本应挥向强权者,却落到了无辜的民众(甚至是天真的孩子)头上,这样的“敢怒”,与令民众愤怒的原因一样,其实都是病毒。

再说“敢言”。在这一点上,世人容易达成共识。因为无论农民,还是工人,乃至这个社会的所有弱势群体,几乎都处于“不敢言”的状态,严格来讲,倒也未必是不敢言,更多是由于不能言:言者最缺乏的不是勇气,而是能力。

你也许会暗笑:言论需要什么能力呢,只要不是傻瓜,不是哑巴,谁人不能发言?我说的能力,自然不是指简单的说话,而是你的言论与你预期的效应之间的那种关系。被镇政府的强权压迫的表哥,站在自家桃园,或者走上马路,呼喊两声,一抒胸中的闷气,当是轻而易举,然而这绝非他所谓的敢言。他希望他的呼声,可以进入市长或舆论的耳朵,并有所反馈,以制止强梁者的违法行为,也许这才是他心中“言”的要义。只是这么一来,“敢言”一词已经无法容纳他的念想,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能言”。

一言以蔽之,对农民等无权者来说,“敢言”与否,不是问题,“能言”与否,才是紧迫的症结。单说农民,其集体失语之痛,也许仅次于失地——这二者密不可分。回顾这些年,甚至百年以来,有史以来,与农村有关的议题,掌握话语权的到底是哪些人?譬如在新农村建设轰轰烈烈之际,“我们听到的主张和建议几乎都来自于两个群体,首先是官员,从高官到村官;其次是专家,从著名学者到普通研究人员”,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农民的声音何在?

有人说,不是有代表制么,农民可以选举自己的代表,为他们代言,然而,如你所见,农民代表,大多不再是农民,更不会为农民的利益与诉求代言。有人说,不是有微博么,号称自媒体,人人一个麦克风,说到这里我哭笑不得,微博不过是现实的投影,现实怎样,微博大抵怎样,现实当中,农民集体失语,微博之上,农民何尝享有话语权,那些坐拥千百万粉丝的大佬,哪一个是农民,哪一个愿为农民代言?就连草根出身的微博达人,遇到农民求助,有几人会慷慨转发?

表哥说,若不是妹夫你帮忙呼吁,不要说桃园还在不在,我自己现在哪里,都不知道。他的神情,有些欣慰,有些落寞。我听后却无比哀伤。农民何止是不敢言,当他们窥见了敢怒的冷酷结局,恐怕只能长叹一声,将怒火埋入日渐荒芜的土地。

 

2013年5月2日

 

供《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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