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有一位县长，要造一幢政府办公大楼，购进的木材、钢筋和水泥，堆在一块空地。附近的老百姓每晚都来偷窃，他们有一个观念：偷政府的财产不算偷，偷邻居的才是偷。于是县政府开会，商量怎么防盗：建围墙，装电网，派警察守卫。县长说，无须如此，只要在建材的四周立几块木牌，牌上写道“建庙用”就行了。这一招果然有效，老百姓一看这些木材、钢筋和水泥原来用于建筑寺庙，不仅不再去偷了，反而将偷去的东西完璧奉还。因为他们还信守一种观念，偷窃寺庙的东西会遭报应。

这好似弘扬佛法的寓言，不过讲述者余华先生坚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无论对百姓的观念，还是县长的做法，作家都相当不以为然。他甚至使用“封建主义”这等早已僵化的政治概念，来批判百姓和县长。冷酷而傲慢的政治道德感，跃然纸上。

我不知何谓封建主义，对于“偷窃寺庙的东西会遭报应”的民间观念，我们通常称之为迷信——这同样是一个被权力和精英严重损害的词语。由“迷信”与“封建”连用，可知吾国的意识形态对其成见之深。1908年，鲁迅撰《破恶声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之急也。”尽管他主张“迷信可存”，言下之意，却不认为迷信是什么好东西。这大抵反映了知识精英对民间信仰的态度，求签、卜卦、降乩、风水、祈神、拜佛、鬼怪、巫术、报应论等，一概被视为愚妄、盲目，这背后，则是知识精英把自己的信仰，当作真理的化身。

在无神论与进化论的文教制度之下，迷信欲可存而不得；有些年头，迷信竟直通犯罪。不过，许多迷信的传统与仪式，并未就此消失，只是潜伏下来，犹如一块木炭，碰到火星，还是会迅速燃烧。如余华所忧虑和批判的那样，今日中国，迷信死灰复燃了，这不仅发生在民间，就连堂皇的官方，都响应不已。所以我们读到了这个故事：百姓对报应论的笃信与县长对报应论的利用。

只是，百姓这么想，县长这么做，有什么错呢？我们首先需要改变对迷信的偏见，甚至我们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像“迷信”这样的歧视性概念。且说报应论，事实上，数千年来，它对人心的教化之功，未必弱于礼与法的规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朴素善恶观，至今仍在支配国人的头脑——然而报应论最大的缺口正在于此：善未必有善报，恶未必有恶报，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这构成了对报应论的反动与消解。话说回来，勿论报应论能否自洽，能否落实，对它的笃信，未必是什么坏事，至少能赐予世人一颗敬畏的心灵，不管他们做什么，都会想到头上三尺有天道，有神明。正基于此，余华讲述的故事，才会有一个光明的结尾。

写到这里，窃以为可以明确两点：第一，一个人有所敬畏，胜于无所敬畏，一个人心怀谦卑，胜于狂妄自大，所以，只要信仰能唤醒世人的谦卑与敬畏之心，都该提倡，至于信什么，倒在其次；第二，信仰是个体之事，是公民的自由权利，属于私域，无论权力者还是知识人，都该尊重，而非嘲讽、干涉，动辄斥为“封建”、“迷信”，当是越界之举，尤其对知识人而言，其心头那根自负、谵妄的毒刺，若不早早拔除，终将反噬自身。

故事当中，除了百姓的观念，县长的做法，同样值得揣摩。在余华看来，县长之举，毋宁将“封建主义”作为了管理手段，他对报应论的妙用，虽防止了盗窃，却强化了迷信，此间得失，如何权衡？对此，我愿退一步思量。就我所见，现在见庙烧香、逢佛磕头的官员，似乎不在少数，这是其个体的自由，你管他们信马克思还是马王爷呢，只要他们不将私人的信仰与公权力沆瀣一气，便无可厚非。当个体的信仰入侵公共领域，当本该问苍生的时候却问起了鬼神，那才是问题所在。

有些官员却辩称：我问鬼神，是为苍生。正如那位以“建庙用”止盗的县长大人。这大抵可视为1980年代以来实用主义政治学的流风余韵。从结果而论，倒也未尝不可。不过这么一来，他们哪里还有资格说什么愚民，说什么迷信呢——他们早已从内心颠覆了挂在墙上的信仰。

2013年4月19日

供《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