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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共识,先讲底线

 

法律人的底线

 

 

共识可能是为了迎合对任何事都没有具体看法的人。

——撒切尔夫人

 

如今人人爱讲“底线”,从肉食者到素食者,从专家学者到引车卖浆者流。这是值得乐观的信号呢,还是这个正在急剧转型的社会已经丧失了底线的反证?且不忙作答,单说学者当中,秦晖先生大概是最早谈底线的人之一。早在1990年代,吾国思想界诸侯割据,烽火四起,他便开始讲“共同底线”。前不久他出了一本书,书名即《共同的底线》,此书编定于2002年,尘封十年,犹不过时,可见秦晖思想的穿透力,反过来看,可见这十年的中国,进化何其缓慢。由于都是旧文,我大多读过,所以相比此书,我更关注2013年3月9日在人大举行的那一场出版座谈会。坐中多是豪英,钱理群等人的发言尤为精彩。对我而言,最具启发性的当是梁治平先生的一个观点:底线是共识的基础。

梁先生问:到底讲底线好,还是讲共识好?他比较倾向于讲共识,“从最基本的共识讲起”。这“最基本的共识”,按我的理解,还是底线。因此,我的观点,与梁先生貌似相悖,实则呼应:欲求共识,先讲底线。

“共识”同样是这个时代最流行的词语。然而讲共识之前,我们往往忘记问一句:谁的共识?譬如反腐败,我们都以为该是全体国人的共识,可是一些阔人却主张,中国应允许“适度腐败”,因为腐败无法根治,关键要将其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分裂就此出现了:一面是民众对腐败的“零容忍”,一面却要求民众接受一定程度的腐败。这么一来,所谓的共识只能破产。所以你要讲共识,必须弄清楚,和谁讲共识。对于适度腐败论的主张者,你怎么讲共识呢,只能先讲底线:反腐败,对腐败的“零容忍”,就是底线。同意这一点,我们再讲共识;若不同意,何必浪费口舌。

再以法律人为例。4月3日,王全璋律师在江苏靖江市人民法院开庭,因“涉嫌扰乱法庭秩序”,被处司法拘留十天。此事激起的舆论和法律效应之剧烈,也许远远超出了颟顸的靖江法院的想象。他们在4月4日凌晨拘留了王全璋,迫于压力,两天后,即4月6日凌晨,提前解除了对王全璋的司法拘留决定。这一捉一放,都发生在夜半,意味实在深长。

事发后,律师界同仇敌忾,火力全开;法官与检察官们,对靖江法院的做法有所批评,对律师的行为却也不无微词。这后一点,自然迎来了更激烈的反弹。我曾经批判法官与律师互为假想敌的怪诞世相,如今,他们在网络世界,已经短兵相接,势不两全。我素来尊敬的一位法官朋友,有感于这残酷一幕,竟慨叹法官的职业之卑微,既无中国官员的权力,亦无美国法官的权威,“其实就是公务员,拿份工资,养家糊口罢了”;甚至大放悲声,怀疑在有生之年还能不能见到法治。对此,我回应道:

不以大义责人,同样,不因逃避大义而丧失底线。当年年轻的汉德冲霍姆斯大法官远去的背影喊道:“法官大人,请施行正义。”霍姆斯转身回答:“那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适用法律裁决案件。”——后者所言,便是法官的底线。能做到这一点,不论有生之年能否看见法治的荣光,至少不负所学、理想和命运。

说到法律人,容我说远一点。近年来,有两个关于法律人的概念,一直面临滥用之虞,一是“法律人共同体”,一是“法律人治国”。强世功先生曾做《法律共同体宣言》,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曾令在法学院读书的我无比动容。如其所述,这一共同体,应该是“知识、信念和意义的的想象共同体”,而非身份的共同体。不是说,你学过法律,或从事法律职业,便隶属法律人共同体,这里有一道严峻的门槛:你必须信仰法治。同理,现在流行讲“法律人治国”,有人一见执政者出身法律专业,便情不自禁高呼法治的春天即将到来。事实上,这一概念的关隘,不在治国者学什么,而在其信什么,依什么来治国。倘不依法治国,法律人与流氓有什么差异呢,君不见,有些法律人秉政之后,对法律的糟践远甚于流氓。

说到底,还是底线问题。“法律人共同体”也好,“法律人治国”也罢,首先得明了,什么是法律人,作为法律人的底线是什么,确定了底线,再讲共识,夯实了地基,再来建构“法官掌握方向盘,检察官不断加油,律师踩住刹车,法学家指挥方向”的法律共同体。这一底线,在我看来十分简单,即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持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律师不能因为法官违法在先,随之不讲法律;法官不能因为律师借用了法律之外的武器,便在庭上讲起政治课,踢进越位球。质言之,身为法律人,你不必在意他者对法律的态度,而应该扪心自问:我是否在恪守法律,我为法治付出了什么。

法官、检察官与律师之争,日渐峻急。其化解之道,不在共识的重建,而在底线的守护;或者说,欲求共识,先讲底线。假如法律人都能坚守底线,假如每一个公民都能信仰法律,那么这场纷争,何须化解呢,它已经驶入了良性的轨道。

强世功号召:“所有的法律人(lawyers),团结起来!”我极愿响应,无奈力不从心,喊出的口号却是:所有的法律人,做好你自己!

 

2013年4月9日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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