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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想敌

 

 

 

余光中先生有一篇奇文叫《我的四个假想敌》。标题故作危言耸听,实则这假想敌,指女儿的男朋友,他的准女婿。“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女儿本为父亲的挚爱,一朝恋爱结婚,便被另一个陌生的男人横刀夺爱,因此可称之为敌。余先生有四个女儿,假想敌的阵容蔚为壮观。当然这是一种幽默的写法,“淡淡的敌意”背后,我读出了浓浓的父爱。

余先生此文,大概作于三、四十年前,距我第一次读,亦有十五年之久。如今重提,并非无端。我们生存的社会,处处怨恨,寸寸猜忌,假想敌的幽灵无所不在,且其要点,不再是“假想”,而是“敌”;其面目,不再是余先生笔下的温情脉脉,而化作敌我之争的冷若冰霜。

我最感兴趣的案例,发生在法官与律师之间。从理论上讲,这二者,无论如何都不该以对方为假想敌。倘将审判比作一场足球赛,法官是裁判,律师是球员,若裁判视任一方的球员为敌,那必定是黑哨;若球员视裁判为敌,自身必先陷入败局,因为己方11人,要抗击对方14人(对手11人加上裁判3人),起点便不公正。

具体到刑事案件,检察官与律师,当可互为假想敌。作为控方与辩方,他们在庭上分属两造,所维护的权利针锋相对,努力击败对方,正是他们的职业伦理之所系。不过我更愿意认为,这一对敌手,不是在沙场殊死厮杀的敌我二军,而是法治战车的左右两轮,其对立,不是基于敌意,而是基于社会分工,对立之外,却有共同的方向:法治。不管他们谁输,法治都是最大的赢家。

请想象这一幕,当检察官与律师这一对假想敌出现在庭上,法官再以律师为敌,或者律师再以法官为敌——相比之下,应该以前一种情形居多——会是什么情况呢?如你在近些年来所见,审判陷入混战,法庭沦为剧场,正义被搅成了一团浆糊。法院的公信力,以及法官与律师之间本应相互尊重甚至敬畏的关系,被严重败坏。当大法官竟以“炒作”、“闹庭”、“胡说八道”等公然批评“极个别的的无良律师”的时候,可以想见,彼与此的成见到底有多深,敌意到底有多浓。

这敌意,不止盘旋在法庭之上,还蔓延至微博、舆论与我们的日常生活。读者诸君可自行观察,你的律师朋友,谈起法官,是称誉居多,还是贬斥居多。就我所见,勿论大律师或小律师,都不免会质疑法官的屁股,向行政权倾斜了多少度;揣度法官的居心,怯懦、贪婪到何等程度;甚至在开庭之前,假想法官与另一造的关系之亲近,将如何影响判决。反之,我所接触的法官同学,对律师更不乏批评,这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律师的赚钱能力与职业操守成反比,二是律师对舆论和政治的利用,轻者斥之为“炒作”,重者遂以“攻击现行体制”、“境外敌对势力”的标签泰山压顶。

再说远一点。“境外敌对势力”或“境外势力”,作为一些官员的口头禅,常常用来论断公权力的批评者和抗议者——他们正是脑中紧绷阶级斗争之弦的官员的假想敌。然而这些批评者和抗议者,论籍属国人,论血属同胞,身居斯土,心系苍生,哪里敌对,哪里境外呢。我们只能推论,此处之“境”,大抵不是国境,而指权力的围墙,与官员的心境。若谓“心有多大,国境就有多大”,不免有些唯心。不过,一个国家的胸襟,决定了其敌人的数量与质量。如果心怀寰宇,以天下为念,那么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只可能出现在火星或月球之上;如果心眼如针尖,那么连窗外的花朵、脚下的蚂蚁、身后的灰尘、眼角的皱纹,都是来自境外的破坏社会稳定、颠覆国家政权的假想敌。

有时,敌对、假想敌云云,实在是一个心境问题。《一代宗师》里面,叶问与宫二姑娘那一段隐忍的情愫,在宫二看来是恩怨,在叶问看来是缘分。这是什么缘故呢?宫二的父亲宫羽田说,习武之人有三个阶段: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宫二见过自己,见过天地,可惜未尝见众生。叶问见到了众生,所以他是一代宗师。心中无众生,缘分便成恩怨;心中有众生,恩怨亦成缘分。这就是心境的差距。

我们固然不能说,官员以批判者为假想敌,法官与律师互为假想敌,都是心境的问题。这背后,应有利益的纠葛、观念的冲突。然而,要打破假想敌的迷障,必须从心境的改造开始。无论官员还是草民,无论法官还是律师,彼此的心中,能否少一分敌意,多一分宽和,少一分暴戾、多一分悲悯。心境放宽了,观念随之拓展。他们终究会认识到,批判者不是政府的敌人,而是政府的助力,假如一个政府听不见批判的声音,容不下批判的锋芒,它未必尽善尽美,反而可能走到了末路;法官与律师不是敌人,而是同道,正如一位律师对法院、检察院讲道:“我们不是对手,我们的共同目的都是维护法律实施,有序推进这个国家走向法治……”

当你心中有爱,像余光中先生那样,假想敌终将化作亲人;当你心中只有仇恨与恐惧,假想敌终将变成真正的敌人,甚至是掘墓人。

 

2013年3月20日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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