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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的推手

 

时隔七年,李安先生再次站在了奥斯卡金像奖的领奖台上。能够两度夺得最佳导演奖,Ang Lee已经有资格与米洛斯·福尔曼、奥利弗·斯通、克林特·伊斯特伍德、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等大师的名字并置一处。要知道他还不到60岁,正值导演职业的盛年,他还会拍下去,还会获奖,再拿一次,便可媲美于老古董弗兰克·卡普拉和威廉·惠勒;若能上演大四喜,我们是何其幸运,竟能在所生存的年代,见证一个中国人实现了约翰·福特——他是有史以来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次数最多的导演:四次——的神话。

当然会有一些人对奥斯卡奖不屑一顾,斥之为美国文化霸权的产物,也许他们在肯德基店大快朵颐的时候,都能嗅出一丝殖民主义的怪味。我承认,奥斯卡不是电影的全部,85年来它错过了太多的大师与经典,那么什么是电影的全部呢,什么是评判电影的至高标准?艺术家有国界,艺术却无国界,奥斯卡的倾向性并未压倒它的普世性,它依然是检测电影品质最重要的漏斗之一——最好的漏斗,应该是时间。

话说回来,在李安与奥斯卡的故事当中,国家与文化冲突必定是无法规避的元素。李安曾自承,中西文化与价值在其心中的交战永不止息,犹如藏龙与卧虎之斗。这一战斗恰恰构成了他创作的源泉,尤其是早期的电影,《推手》和《喜宴》都充满了中西碰撞的激情与苦痛。他的处置方式,同样可曰“推手”,那四两拨千斤的太极功夫,落入他的电影,便是以家见国、以父子见中西,情感的纠葛与文化的矛盾,敌不过他举重若轻的屈指一拂。所谓太极,不是飘渺的传说,就藏在他的眉间,出道之前那六年的沉潜,在他心底涵养了一个坚韧而圆融的宇宙,使他敢于直面中西,而且能包容中西。奥斯卡奖既是对他的包容的印证,也是奖赏。

电影之外的中西之争,则非一记太极推手所能化解。李安早在二十年前便已经成名,然而大陆观众听说他的名字,大多缘于那部在2001年荣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卧虎藏龙》(这其实是一部拍给外国人看的中国武侠片)——一个中国人,必须仰赖西方的荣耀,才能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这是何其荒谬。更需要正视的是,此后李安凭借《断背山》和《少年PI的奇幻漂流》两度问鼎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这两部作品并不像《卧虎藏龙》和《色·戒》那样深深打上了中国的烙印,它们均未含中国元素,无关中西之争,它们的成功,与李安的中国人之身份并无什么必然关系——就电影本身而言,中国依旧缺席。如此说来,奥斯卡、李安、中国(人)这三角权力的恩怨情仇,比王佳芝对易先生的感情还要纠结。

不妨抛开这一切,就电影论电影。老实说,我更喜欢李安早期的作品,在我眼中,《断背山》、《少年PI的奇幻漂流》永远比不了《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若由我在中国电影里面寻找一个父亲的形象,我首先会想起“父亲三部曲”里的郎雄(在美国电影里面,当是摩根·弗里曼)。李安塑造的“父亲”,擅长推手,精于厨艺,勇于追梦,对西方文化与新潮生活(如同性恋)的态度,从抵制到宽容——这何尝不是李安的追求甚至自况呢。他的儒雅与厚重,他的开放与突破,他对电影的深爱,使他自己渐渐升格为“父亲”。

 

供《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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