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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与胡适之前

 

 

辩证法与二元思维,虽非中国的特产,然而在中国的流毒,似远较他国为烈。所谓二元思维,即非黑即白、非善即恶,非对即错、非好即坏、非此即彼、非友即敌、非忠即奸、非先进即落后,非进步即反动……罗列下去,不知尽头。质言之,在二元思维治下,仿佛世间万物,都可二分,于是我们常常看见,两个原本不是针锋相对、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被纳入二元的狭隘选项,硬生生逼成了敌手,如鱼与熊掌,你只能择取其一。最鲜明的案例,莫过于鲁迅与胡适。

谓予不信,可观那些以鲁迅与胡适为名的著作,诸如《胡适还是鲁迅》、《鲁迅与胡适:“立人”与“立宪”》等。尽管有些著作的命意,并非要将鲁、胡二人截然对立,如邵建所撰《胡适与鲁迅: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不过其书名,却令人想起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的《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进而想起1960年代的名言“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由“跟”字可知,萨特与阿隆之间的对错和敌意,并不由他们自主,而源于时代潮流的催化与世人的政治想象,据我的观感,究阿隆之本心,何尝以萨特为敌呢——鲁迅与胡适的纠结,当作如是观。

书籍之外的例证更不胜枚举。前人爱讲:鲁迅进步,胡适落后,鲁迅革命,胡适反动;今人爱讲:鲁迅使用的语言是“奴隶语言”,胡适使用的语言是“公民语言”,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甚至这数十年来的历史,都可以鲁迅与胡适之争为经脉而划作两段,一段是“扬鲁抑胡”,一段是“抑鲁扬胡”。鲁胡的二元,就像两根天线,架在中国人的思维星空,我们脑中的那根弦一旦绷紧,斗争的信号便反射而来。

鲁迅与胡适,的确代表了两种人格、两种思想(鲁迅绝望以至虚无,胡适则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改造现实的两种路径、推动历史的两种可能性。只不过,无论是人格还是思想,无论是改造现实的路径还是推动历史的可能性,都不止这区区两种。譬如在他们生存和奋战的年代,除了鲁迅以笔为枪与胡适日拱一卒,还有晏阳初、梁漱溟的农村建设,傅斯年筚路蓝缕经营史语所,张季鸾等以“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办《大公报》等,后者对现实的改造与对历史的推动之功,未必弱于前者。况且,即使是鲁迅与胡适这两种人格、两种思想、两种路径、两种可能性,并不必然对立,反而时有交叉,甚至齐头并进。若以他们为二元,不仅压缩了历史与现实的开放空间,还僵化了对此二人人格与思想的认知。

他们被对立起来,互为仇雠,实源自政治的操弄。执政者扬鲁迅而抑胡适,因为在斗争年代,鲁迅是敌人(国民党)的敌人,那便是自己的朋友;胡适是敌人的朋友,那便是自己的敌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抑谁,扬谁,完全取决于迫在眉睫的政治需要。换言之,待意识形态变幻了脸色,鲁迅一样可能是敌人。鲁迅生前,曾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说道:“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忙答:“那弗会,那弗会!”1957年夏天,罗稷南问毛泽东,若鲁迅活到今天,那会如何?毛答:或沉默,或进监狱。依鲁迅那一身骨头,大抵还是要进监狱。同理,假如胡适留在彼时的大陆,则必进监狱无疑。在专制语境之下,鲁、胡二人终于殊途而同归,还说什么“扬鲁抑胡”呢,他们都得被抑。

非敌即友,是政治斗争的法则,却不该沦为我们做学问与做人的法则。我们的传统与教育,在我们脑中植入了二分法、二元思维的病毒,导致我们眼中的世界,只有黑与白、善与恶、忠与奸、友与敌等两种颜色——最终只有一种。因为二元的终点,必将是一元,你只能在二元中间选择一个,而且你必须选择;中毒者的终点,不是独裁者,便是独裁的奴隶。

如果不愿被寒毒攻心,则须尽早杀毒。最好用的杀毒软件,当是多元论。在鲁迅与胡适之外,还有许多人格、许多思想、许多路径、许多可能性,供我们参照、致敬;甚至单论鲁迅或胡适,都不能构成简单的一元,鲁迅的复杂远过于胡适,他本身便是一个多元体,任何一张脸谱,一枚标签,一种意识形态,都不足以诠释他波澜壮阔的生命。

除了“在鲁迅与胡适之外”,我们还需要追问“在鲁迅与胡适之前”。就像我的朋友斯伟江律师,在革命与改良之争风起云涌的时候,提出了“在革命和改良之前”,呼吁争论者着眼向下,修炼自己;所以若有人问你,鲁迅还是胡适,你应该有勇气回答:不论未来我会成为鲁迅,还是胡适,抑或二者之外的伟大人格,在当下,我必须且只能做好我自己。

 

供《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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