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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俊卿到底错在哪里?

 

 

衣俊卿先生如何能够预想,他会以这样一种艳情的方式名动天下。2012年12月11日深夜,《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衣俊卿小n实录》风传于网络,从此他的名字成为了公众窃窃私议的关键词,不过仅限于私议,在公权力的寒光之下,“衣俊卿”三字仍是一个禁忌。直到2013年1月17日,官媒发布消息,衣俊卿因生活作风问题,被免去中央编译局局长职务,至此,这个响亮而优雅的名字才登上舆论的前台。然而,衣俊卿所效力的机构、他的人生历程所折射的学术与政治之关系、他所旁观与参与的权力博弈等,依旧犹抱琵琶半遮面——如我这般富有猎奇心的读者,始终觉得这才是一个巨大遗憾,我对此的关心,远甚于衣俊卿与女主角常艳的北京爱情故事。

我并不关心那十来万字的实录,到底应该冠以何种名目,才更具传播效应:《编译局言情录》,《床笫恩仇录》,还是《倚床屠龙记》?我更不欲评价此中的是非,如痛斥衣俊卿是衣冠禽兽,或者为其鸣不平,当然衣先生道行尚浅,对女人缺乏最起码的鉴赏力,则是不易之论。我只想借此谈论一个陈旧的话题:知与行。

刘雪松在《钱江晚报》(2013年1月18日)撰文评论此事,单是标题“满嘴马列,满腹盗娼”,足见杀气腾腾,好之者誉其一针见血,恶之者责其如泼妇骂街。不过这八字,的确点中了衣俊卿的死穴:他的身份与行为的严重分裂。

学而优则仕,衣俊卿本是学者,以西马(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知名于世,中年步入政界,2010年2月起担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一跃而为“帝王师”,这几乎接近了学者从政所能抵达的巅峰。他为此付出的代价,便是思想与人格,被迫牢牢捆绑于意识形态的战车之上。我们的意识形态,虽由唯物主义和阶级论主导,却是一种极具道德性的政治理论,企图以道德的自律,革除人性的邪欲与杂念,它最理想的信徒,近乎是圣人与清教徒。故此,作为这一意识形态的吹鼓手与代言人,衣俊卿身上的道德负担,必定重达千钧。

问题在此浮现:假如衣俊卿不是中央编译局局长,只是一个等闲的政治学教授,他与常艳的故事,在公众眼中,也许不过是名士风流,哪会激起轩然大波,令举世侧目,毕竟这等床笫之欢,只涉私德。可是,对衣俊卿而言,他的私德与公德,正如学术与政治,在意识形态的强行催化之下,早已合一;甚至他的道德与人身,并非一己所有,而深深嵌入了巨大且冷酷的国家机器。依此逻辑,他私行不谨,终将玷污他所信守的意识形态的形象与名誉,损坏了意识形态的纯度与导向。与此同时,他将独立的人格与思想都献给了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则必须承担并消化他所孳生的罪孽。所以绯闻一出,批评者的矛头便不由自主指向了“满嘴马列”,对“马列”的批判,甚至要超出对衣俊卿的批判。

说白了,正因衣俊卿平时“满嘴马列”,高调的嘴唇涂满了道德的口红,其丑闻才愈发令人反感,其罪孽才愈发难以被原宥。古人云:满嘴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此言之所以有力,便在于“仁义道德”与“男盗女娼”之间的鲜明反差。假如一个人满嘴男盗女娼,再行男盗女娼之事,反倒不会引来苛责,因为这是真小人,他们已经置身于道德的谷底。满嘴仁义道德,则往往以君子自命,德行是他们招摇的牌坊,倘若他们做出了男盗女娼的丑行,君子则沦为伪君子。一个“伪”字,天翻地覆——如你所见,伪君子在中国的地位,远不如真小人,真小人可以做朋友,与伪君子为友,不啻是冒险。

这就要说到知行合一的难题。世人常以知行合一为戒尺,来批判知行不一,殊不知知行合一本身亦须明辨:这知与行,到底是否合乎真理与正义。严耕望记其师钱穆,每悟一事,即身体力行,钱穆所悟之理,当是儒家的至理,故其知行合一,呈现了儒家最正大光明的风范。若所知为邪说,所行为邪路,这样的知行合一,其危害也许要超过知行不一呢。

所以,批评衣俊卿们“满嘴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需要质疑其前提:他们口中的“仁义道德”,就一定是至理么,一定契合公义么?

有时,问题不在知与行的分裂,而是其知本身,便错谬百出。不消说广大凡夫俗子,就连中国古代的一些圣贤,都难逃“满嘴仁义道德,一肚男盗女娼”之讥。试看他们所宣讲的“仁义道德”,譬如存天理,灭人欲,其实质,正是对人性的压迫、阉割甚至泯灭;他们的“男盗女娼”,譬如狎妓、偷情等,反而体现了人性的活力。质言之,错不在“男盗女娼”,而在“仁义道德”;这里的知行不一,毋宁是人性对非人性的战胜,是生动的欲望对僵化的道德的拨乱反正呢。

反观衣俊卿,他与常艳等人的情史,虽不光彩,尚且称不上“满腹盗娼”,若予非议,那么这只是作风问题,而非法律问题。致命的症结,端在于“满嘴马列”的公共形象,一面是正确、高尚的化身,另一面却构成了政治与道德的重荷,压弯了衣俊卿的脊梁,使他丧失了最起码的独立性;甚至压垮了他的人性,以至他的人性化放纵,如偷情,本为世俗的常态(只是稍稍出轨而已),对他的思想、他的知而言,却是大逆不道的背叛,从而使他背上了知行不一的恶名。如果说他的行有问题,那么他的知更成问题。 

批判者认为,衣俊卿的知与行发生了错位,导致他的人格与思想双重破产。我却以为,这一错位并不完全是坏事,错位的间隙,我瞥见了人性的光芒。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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