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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关心政治?

  当莫言在遥远的瑞典“建议大家多关心一点教人恋爱的文学,少关心一点教人打架的政治”,我在中国的寒冬,狠狠打了一个喷嚏。
  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向“讲故事的人”学习,我愿以三个故事与案例,来探究一个古老的命题:为什么要关心政治?为什么而关心政治?
  重庆青年、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在网上发表“负面言论和信息”被劳教两年,其罪证之一,竟是一件背后印有“不自由、毋宁死”的T恤衫。据《南都周刊》(2012年第40期)报道,他的女朋友,以前只看八卦,从不关心政治话题,连“彭水诗案”(其主角秦中飞与任建宇遭遇相仿)都不晓得,但是现在她不得不关心,因为政治已经找上了门,她躲避不掉,只能勇敢面对。
  任的女友,让我想起一位大学好友,虽读法学院,却立志要当作家。他写玄幻小说、哲理小说,极少涉及现实。每当我们一帮狐朋狗友议论国事,他便躺在我的床上,高呼“我不谈政治”,随手从书堆里拿起一本书,掩在脸上,以示清高。不幸的是,他用来遮脸的那本书,是刘军宁《保守主义》,我的启蒙书之一,名副其实的政治读物;更不幸的是,这厮的作家梦在大学择业之际便告幻灭,他考入东南一市中院,一进法院,所分配的部门,不是审判庭,而是政治部,一个曾经绝口不谈政治的人,沦落到每天和政治打交道的苦境。
  这两个案例有什么意思呢,世事无常,造化弄人?我只想说明一点。读者诸君应该都听过卢梭的名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假如把“枷锁”换成“政治”,此言能否成立?亚里士多德早就说过: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其本意是说,人不能脱离城邦,城邦作为自然的产物,在本性上先于家庭和个人而存在,城邦是整体,个人是部分,脱离了城邦这一整体,个人便不能自足,用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话讲:城邦之外非神即兽。政治动物之“政治”,与城邦关系极深。后世的诠释,大多偏离了本意。我虽然不太赞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譬如城邦先于个人,却十分认同他的论断:人不可能脱离城邦(国家)而存在,尤其在现代国家,人一出生,就必须与政治发生关系,如上户口(甚至在出生之前,受孕之后,就要受中国特色的政治约束:办准生证)。在此,我们需要重复改自卢梭的那句格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政治之中——也许人生而不自由呢,他却必须在政治之中。
  从文本回到现实,我想起另一句话,它曾登上一本杂志的封面:也许你不关心政治,但政治却在关心你。
  既然我们身处政治之中,既然政治对我们的关心无处不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它漠不关心呢?公平起见,我们应该关心政治才是,我们对政治的关心,应该数倍于政治对我们的关心。布罗茨基说过:“文学必须干预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干预文学为止。”依葫芦画瓢:我们必须关心政治,直到政治不再关心我们为止。
  这里需要辨析政治的定义。什么是政治?千百年来,政治在中国,一直被妖魔化。这当一分为二,一是被野蛮化,政治就是要杀头、要血流成河,譬如莫言说,“政治教人打架”;二是被肮脏化,政治就是阴谋,就是勾心斗角,吴稚晖说过一句名言,可以反映一些国人对政治的印象:“政治就像女人的阴道,再脏也有人搞。”
  政治真是如此吗?恐怕不见得。我们并不否认政治有阴暗、残酷的一面,同时我们更不能否认政治有阳光、日常的一面。过于注重前一面,使政治被妖魔化,我们自然会恐惧政治;因为恐惧,视线受阻,则无法看见后一面。这便构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妖魔化政治令人恐惧政治,恐惧政治反过来加剧了对政治的妖魔化。
  要打破这种妖魔化,打破对政治的恐惧,我们就必须看到政治的另一副面孔,或者说,我们就必须转换观察政治的视野。政治不仅在宫廷,还在民间;政治不仅在市政府,还在菜市场;政治不仅在夜幕之下,还在太阳之下;政治不仅是恐怖片,还可以是肥皂剧;政治不仅是新闻联播,还可以是中国好声音;政治不是权贵的专利,而是百姓的日用;政治并非不可企及,它正游走于你我身边。
  当我们拓宽了政治的边境,当我们降低了视线,以平常心观察政治,政治便恢复了其世俗、日常的面目,从宫闱走向广场,从文本走向生活,从神龛走向人间。与其同时,我们关心政治、谈政治的方式,从单一化走向了多元化。再拿莫言说事。他与政治的暧昧关系,备受国人争议,《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曾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的瑞典著名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他说:文本具有一种间接的政治含义。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是:作家参与政治,并非要像公共知识分子发表政论,上书中央,他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小说、诗歌……)实现对政治的介入,如莫言的小说《蛙》,即在反思计划生育国策。同理,我们这些普通人,所谓草民、屁民,参与政治,不是要去竞选人大代表,不是要上街抗议——那需要资本,需要勇气——我们在大学办一份杂志,组织一场讲座,何尝不是对政治的参与,对宪法所赋予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实践?
  再说一个故事。这一回,故事的主角叫胡适。1917年,胡适留美归国,为了专心学问,曾宣布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不曾想,才过一年,他便违背誓约。1918年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来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尽管胡适认为,“这张小报的发行原是尊重我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然而他还是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一同参与创办,此后更是积极撰稿。如在1919年7月20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他共发表了四篇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孙文学说>的内容及其评论》、《合肥是谁》、《孔教精义》,哪一篇不是在谈政治呢。
  1920年8月1日,胡适、蒋梦麟、陶履恭、王徵、张祖慰、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袂发布《争自由的宣言》——该宣言由胡适执笔:
  “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
  也许,任建宇的女友,与我的大学好友,读到第一句,便心有戚戚。近百年过去,我们还在原地打转。这甚至构成了人类的永恒困境。
  胡适这番话,却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为了自由,我们才关心政治!
  
  供《中国经营报》,此为原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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