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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谈误国”的背后

“空谈误国”的背后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大概是近来——估计还将是此后数年——最响亮的一句政治口号。既为口号,则不免被断章取义,滥用成灾,故有一辨之必要。
  这后半句,应无争议,“实干兴邦”比“多难兴邦”更能振奋人心。问题出在前半句:何谓空谈?空谈是否误国?若果,空谈何以会误国,如何误国?
  首先需要辨明口号的说教对象。按我的理解,此言当是讲给官员来听。且不说空谈是今日官场的通病,系三毒(假大空)之一,单论误国,苛刻一点说,误国实为一种专利,一般人想误国,都没资格呢。所以,有人拿“空谈误国”教训民众,批评夸夸其谈的知识分子,显然搞错了对象。
  然而,摆古论今,你会发现,“空谈误国”的板子常常落在知识人的屁股之上。看来,今人的误会,正有其历史的孽缘。
  古时嘲讽知识人,有一名言叫“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我尝引此语,以论生死,须知能临危一死,已经大不容易,养士三百年,才能换来一代知识人凛然殉国;许多王朝,覆亡之际,连“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腐儒都罕见其踪,不得已,只能拉两个太监、宫女殉葬。
  讽喻的重心,是“平时袖手谈心性”。无可否认,这是古代知识人的一大臭毛病。不过反过来讲,袖手谈心性,正是知识人之为知识人的显著标志,他们所置身的精神与伦理体系,决定了他们必须以修养心性之学为第一要务;修养经世之学尚在其次,而且在几乎所有的朝代都不会成为主流。这“谈心性”,便被视为空谈。
  再说现代知识分子,我十分信服一个论断:知识分子的武器别无其他,就是用观念战胜观念。这场观念之战,犹如空对空,更难逃“空谈”之讥。
  这么说,知识分子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空谈”的贬词。只是,我有些疑惑:空谈,何时沦为了贬义?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职,就像鞋匠的本职是修鞋,厨师的本职是做菜,刽子手的本职是砍头。假如其本职近乎是一种罪过,那么就是所谓的原罪——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有原罪呢?这背后,则是阶级论的腾腾杀气,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标语飘摇,是反智主义浪潮的汹涌澎湃……
  窃以为,空谈本身,绝非罪过,它之沦为贬义词,则是与误国联系起来。故不妨追究空谈与误国的关系,尤其是在其中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
  “空谈误国”的前身是“清谈误国”。清谈之风,源于魏晋。我读晋史,浮光掠影,不敢妄议。东晋偏安一隅,强敌环视,危如累卵,亡国是迟早之事;西晋立国,可称强盛,为什么会迅速灭亡?最大的症结,还是政治决策,对内分封诸王,令地方权重于中央,导致八王之乱;对外则不能羁縻异族,最后内外交攻,不亡何待?这里面,清谈者到底要负多大责任呢,只不过是政策失败的点缀,犹如国足输球,时常归罪于草皮或天气。
  空谈误国,还有两个著名案例,一在晚明、南明,二在晚清。其实在这两个年代,空谈并非知识人中的主流,却常被揪出批判。举例来说,崇祯八年,内阁缺人,有人推荐了当时最负盛名的大儒刘宗周。皇帝召见他,问兵事,刘答:“御外以治内为本。内治修,远人自服,干羽舞而有苗格。愿陛下以尧舜之心,行尧舜之政,天下自平。”(《明史·刘宗周传》)这自然是空谈,难怪皇帝斥刘宗周“迂”,只让他当工部左侍郎。不过,刘宗周的建言,并未为崇祯所采纳,他的空谈阔论,则无以误国。
  晚明、南明与晚清的政坛,都有清流活跃的身影。清流自恃正义,惯唱高调,抡起道德大棒,见小人——往往只是他们眼中的小人,用刀尔登先生的话讲,叫“制造小人”——便砸。如黄宗羲等驱逐阮大铖、翁同龢及其党羽排斥李鸿章,皆被视为内乱的肇因。无论时人还是后人,论及此节,尝有“空谈误国”之叹。这里的指控,当能成立。可是我们需要注意空谈背后的纠葛,譬如在晚清,清流只是慈禧手中的一把夜壶,用舍行藏,端在太后老佛爷一念之间,需要他们“误国”,便从床角拎出来。
  国史的书写,历来有一些隐秘的法宝,如皇帝永远不会犯错,错在贪渎的奸臣,错在阴毒的宦官,错在秽乱的后宫,有时,这些替罪羊无处寻觅,只得把宏大的罪责扣在放言高论的知识人头上。谁让他们如道德的孔雀一样喜欢高标呢,大难将至,便先打这群爱出风头的呆鸟。反正,在刀把子面前,笔杆子从来无力抗辩,说他们误国,他们就得误国。尽管“空谈误国”的缔造者比谁都清楚,刀把子的世界,笔杆子哪有机会去误国?
  吊诡的是,不论知识分子怎么冤枉,却必须空谈下去。因为他们除了空谈,除了话语、观念与思想,再无任何利器,以改造这个苦难的世界,对他们而言,谈就是干,呐喊就是行动。摆在他们案头的难题在于,如何谈而不空,如何使观念之战有的放矢,如何不再授权力者以柄。答案可一分为二。第一,知识分子必须在权力面前保持独立的身位,以免沦为执政者的夜壶。第二,当他们谈论之时,多平恕,少高调;多逻辑分析,少道德批判;最关键的一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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