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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名词代理了思想

《胡适年谱》(修订本),耿云志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我读国史,素来有一偏见:与其读古人的传记,不如读日记与年谱。虽然日记与自传一样,都可作伪,然而作伪的背后,别有一番况味,如翁同龢晚年为避祸而删改戊戌年前后的日记,恰恰是这些删改之处,折射了他与康有为等人的纠葛。年谱的妙处,在于将古人的生命直观化,漫长而曲折的生涯被拉成了一条短促的直线,十分便于我们了解一个人的性情与思想变迁。
  胡适先生的年谱,恕我孤陋,只见过三种。台湾胡颂平的十卷本,巨细无遗,适合做专业研究,将那十本书捆起来,还可以作为凶器。大陆有两种,一是耿云志版,二是曹伯言、季维龙版,皆出版于1980年代末,早已湮没成尘。我一直使用曹、季版的电子书,相比之下,似比耿版详尽。好在耿版历经修订,于今推出,粗略之憾,终得弥补。
  纵观《胡适年谱》,最大的感受,即胡适的坚忍一心。我们都知道他晚年呼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实则这个论断,早在青年时期便已经发端。譬如,1925年12月上旬,胡适致信陈独秀,谈起上月北京群众烧毁晨报馆一事,认为“《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理由,……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与信仰。凡不承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1926年5月24日,胡适在天津裕中饭店,读鲁迅《热风》有感,遂致信鲁迅、周作人及陈源,对他们之间长达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表示惋惜。信中说:“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信中还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
  年谱的另一大看点,是胡适与青年的通信。“我的朋友胡适之”可谓那个年代的知心哥哥,少年维特之烦恼,从感情到学问,只要问他,他必诚挚回复。这里且录数则:
  1932年4月26日,杨尔璜致信与胡适辩论唯物史观的问题,次日,胡适回信说:“我不赞成一元论的史观,因为我没有见着一种一元史观不走上牵强附会的路子的。凡先存一个门户成见去看历史的人,都不肯实事求是,都要寻事实来证明他的成见。有困难的时候,他就用‘归根到底’的公式来解围。”
  1933年12月13日,胡适复信孙长元,说孙氏的文章有一个大毛病,就是喜欢用许多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如“封建势力”、“国际帝国主义”、“民族资本”等——谈论中国问题之时,胡适一贯反对使用这些词语。他在信中说:“我们有一个妄想,就是要提倡一点清楚的思想。我们总觉得,名词只是思想上的一种工具,用名词稍不小心,就会让名词代理了思想。”——这剂良药,于今犹有疗效。
  1955年11月20日,胡适致信胡光麃:“老兄是绝顶聪明人,总未免锋芒太露,未免得罪人。这是聪明人很难避免的灾祸。我在十八九岁时,就取李白诗‘至人贵藏晖’的意思。取‘藏晖’为室名,欲以自警。但四十多年来,终不能实行此意。”——我读此节,心有戚戚。盖我常说,八爷最大的优点是聪明,我最大的优点是善于装傻。
  ……
  答案与劝慰,未必能填充青年人的心扉;不过,胡适对问题的态度,却令问询者无比温暖。百年后,我们再论胡适,也许会觉得,他的学问与见识,并非第一流;他的人格,他的逻辑,他的思想姿态,他对自由的追寻与坚守,百年一人,怎么高估都不为过。我们已经错过胡适一百年,难道还要继续与他擦肩而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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