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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论与私谊

公论与私谊
  
  
  杨度与黄兴、梁启超都是好朋友。杨度的家乡是湖南湘潭,黄兴的家乡是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两地相距不远;他们不仅同乡,而且是留日同窗(东京弘文书院师范速成科);黄兴与孙中山相识,介绍人正是杨度。这交情,不可谓不厚。然而杨度与梁启超的交情,还要更胜一筹呢。1898年,这两位当世最优秀的青年才俊初会于湖南时务学堂,一见面便大打嘴仗;五年后的秋天,二人在日本重逢,终于言归于好。此后唱和、合作不断。杨度的名作《湖南少年歌》,梁启超是第一读者,且首发于梁氏主编的《新民丛报》。梁启超给康有为写信,盛赞杨度的才学与魅力,并称“数年来与弟子交极深”。
  梁启超主张改良,黄兴主张革命,杨度倾向于哪一方呢?左右他都看不上,他高举金铁主义的旗帜,试图开辟第三条道路。在改良与革命的夹缝之中,此路实在崎岖。后来,杨度被清廷招揽,由在野而在朝,摇身一变,给王公大臣讲起了宪政。这时,他已经与黄兴、梁启超分道扬镳,好在还谈不上势不两立。
  真正势不两立,要等到杨度效忠袁世凯之后。袁世凯与革命党激斗不息,杨度与黄兴自然视对方为仇寇;待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启超挺身反袁,与杨度割袍断义。杨度作《君宪救国论》,为短命的洪宪王朝吹鼓,梁启超则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迎头痛批,笔下如刀,不留分毫情面。
  这些剑拔弩张的冲突与纠葛,破坏了他们的交情吗?筹安会成立不久,梁启超致信杨度道:“吾人政见不同,今后不妨各行其是,既不敢以私废公,但亦不必以公害私。”最后两句,当是金石之言,掷地有声。
  私谊不妨公论,公论不妨私谊。再钞两副挽联。1916年10月31日,黄兴英年早逝,杨度挽曰:
  公谊不妨私,平日政见分驰,肝胆至今推挚友;
  一身能敌万,可惜霸才无命,死生从古困英雄。
  ——上联堪称名句,写尽了杨度与黄兴的半生恩怨。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杨度挽曰:
  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
  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这两副挽联,几无虚辞,字字血泪,句句深情。尽管称梁启超“事业本寻常”,有些不合时宜,不为梁氏亲友所喜,不过,此刻犹能直言,更可见杨度的倔脾气,以及他对梁启超的情感——惟有至交,方能如此坦荡。这二人之间,诚可谓平生政见分歧——梁启超死前,对中国共产党及社会主义运动不乏质疑和批评,彼时杨度已经加入了中共——但是,梁启超公开批判杨度,仍声明“不必以公害私”;杨度在梁启超亡后,仍为他“文章久零落”而抱不平。这才是无比真切的“公谊不妨私”。
  政见分歧却相期无负平生,古今不绝。单说近代,除了杨度与黄兴、梁启超,胡适与陈独秀的交谊,更值得大书特书。与友人谈及这一节,我尝开玩笑说,依陈独秀的激烈与暴戾,他若上台执政,恐怕首要斩老友胡适之的头颅祭旗。想来胡适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提醒陈独秀“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胡适措辞,一向留三分余地,“多少总还同有一点”,言不由衷,对陈独秀而言,也许一点也无。
  朋友终归是朋友。陈独秀屡次入狱,胡适都不惧风险,积极营救。1933年11月,胡适路过南京,琐事缠身,无暇探视正坐监狱的陈独秀,他深知老友的性情,唯恐误会,专函解释此事:“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不曾想陈独秀误会依旧,在致汪原放的信中大发雷霆,“兄来函为老胡辩护,我深为惊异!你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期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并宣称要与胡适绝交。这些气话,反倒折射了他对胡适以及友谊的看重。这样的误会,最终一笑而过。
  我最感念的一节,是在1949年4月14日深夜,从上海到美国的途中。仓皇辞庙日,垂泪对故国,胡适仍不忘七年前去世的陈独秀,为其遗著作序,为其晚年的政治与思想转向正名,指出陈独秀重申“反对党派之自由”,“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此时,他们终于不再政见分歧,而重回同道。同心若金,攻错若石,肝胆相照,恩仇快意,前贤风范,令人心折。
  百年弹指一挥间,追古而思今,公私依然缠绕如丝。私谊不妨公论,公论不妨私谊,这十二汉字,不难写,却难做。因为,这不仅需要见识,更需要气度与格局。
  
  供《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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