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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涵与蒋氏父子

陶涵与蒋氏父子
  
  
  《蒋经国传》,陶涵著,林添贵译,华文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陶涵著,林添贵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
  
  
  尽管外交官出身的陶涵(Jay Taylor)早在1960年代就涉足中国的热土,然而中国人对他的了解实在有限。为了检索他的生辰,我遍查中文媒介,却一无所得,最后还是在一家英文网站,查出他生于1931年。若属实,那么《蒋经国传》与《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作者,如今已经是耄耋之年。
  假如没有这两本书,我们必然不知形象酷似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的陶涵是何方神圣。甚至,即使有了这两本书,我们对陶涵此人,依旧一知半解。他的简历仿佛一副枯瘦的古画,寥寥数笔,便勾勒了一个人的峥嵘岁月:他在美国外交部工作了37年,大多时间都在处理有关中国的政治事务,从台湾到北京,他见证了两岸的曲折转型。1960年代初期,这位年轻的外交官在台北参加酒会,曾与蒋介石握过手,他清晰记得,晚年的蒋介石有些脆弱,握手的力道之轻让他惊讶。
  亲炙蒋氏父子的执政,为他的写作提供了灵感;数十年的外交官生涯,对中文及中国事务的精通,构成了他写作的根基与背景;外交官与情报官员(他曾供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历练,不仅培植了他的人脉(如他写《蒋经国传》之前,“仅当面采访的和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人士就超过一百六十人”,其中包括马英九、钱复、李焕、王升等政坛要人,对一般作者而言,不消说采访,要见这些人一面,谈何容易),还锻造了他对情报与史料的独特嗅觉。近水楼台先得月,他运用《信息自由法》,从美国中情局、国防部、国务院等部门拿到了许多尚未解密的文件;美国各大档案馆所珍藏的宋子文、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等人的文献,同样落入他的囊中。
  例如,在《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结语,他引用魏德迈的信函,称蒋介石曾告诉魏德迈将军:“如果我去世时仍是个独裁者,我必将和所有的独裁者一起为后人遗忘。但是,如果我能替民主政府建立确实稳定的基础,我将永远活在中国每个家中。”——蒋介石的传记,我读过不下十本,却从未见过这一宏论。它的出土,应归功于陶涵的发掘。只是,如果说此言出自蒋经国之口,似更顺理成章;蒋介石这么说,则一反他留给国人的保守形象,我们不仅感到新鲜,还有些突兀。如此,你就得面临抉择,是相信陶涵的史料功夫,还是坚守自己的惯性思维?
  一反常态的论述,遍布于《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故相比《蒋经国传》,论蒋介石一书更具争议。汪荣祖甚至直接批评此书是“为蒋介石翻案”的失败之作。在他看来,陶涵对蒋介石过于溢美;称蒋介石为台湾的民主与现代化转型奠定了基础,并为大陆提供了典范,未免矫枉过正。我们且不论汪氏批判的是非,单说一点,将陶著与汪荣祖、李敖合著的《蒋介石评传》对照,毋宁是前者更加客观而可信,后者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偏见与仇恨,以及野狐禅与诛心之论,倒更接近“失败之作”呢。
  中国人写蒋介石,无论褒贬,都不免屁股决定脑袋,政治立场与意识形态先行。外国人写蒋介石,大多可免此疫,他们最大的优势,即在于拥有自由、中立的身位,以旁观者的清醒与冷静,保证了作品的客观和视角的新异,重现了传主被权力遮蔽的日常一面。其劣势,一是史料:虽然陶涵拿到了一大批令我们艳羡不已、垂涎欲滴的资料,然而最基本的史料关,他仍未过,以至书中硬伤累累。譬如,“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急电南京请示对策,陶涵写道,“这一刻,蒋正在返回南京的军舰上”(第66页),事实上,蒋介石正乘永绥号军舰,从南京出发,去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共军(第三次围剿);南京沦陷后,国人与财产向西南疏散,“蒋介石指派他的奉化同乡、哈佛毕业生俞大维主持此一疏散行动”(第109页),按俞大维的祖籍是浙江绍兴,而非奉化。诸如此类的谬误,诚如汪荣祖所言,“不胜枚举”。
  另一劣势,在于他们对中国历史缺少一种“了解之同情”,而常常陷入一种概念化、脸谱化的困境,被一厢情愿的爱憎所感染。如论蒋介石一书,陶涵对周恩来的判断一直存在偏差,他过度美化了蒋介石与周恩来的关系,称西安事变时期,蒋介石能从西安脱险,周恩来当居首功(第97页),这显然高估了周,而低估了毛泽东与苏联在幕后的作用力。这样的疏误,不独陶涵为然,几乎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外国作家、学者的通病。如本杰明·史华兹写严复,《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虽属杰作,却不乏隔膜之论,尤其论及严复晚年的思想转向。比照之下,台湾学者黄克武写严复的《自由的所以然:严复对约翰弥尔自由主义思想的认识与批判》和《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则更为体己。也许,我们不该苛求,史华兹、陶涵等毕竟是美国人,他们写中国近代史,属于隔岸观火,焉能体味这百年以来在战火与秦火之中寻求救赎的中国人的苦与痛呢?质言之,他们成也旁观,败也旁观。
  就我所见,陶涵论蒋氏父子二书,虽一样洛阳纸贵,恐怕当以《蒋经国传》的风评为高。这不仅取决于陶涵的书写,还取决于传主的历史影像与地位。无论台湾还是大陆,国人对蒋经国的认知,争议越来越少,共识越来越多。我曾对朋友说,梁由之兄以如橼巨笔撰《百年五牛图》,假如由我来评百年中国政界五牛,未必有蒋介石,却必定有蒋经国一席。陶涵写蒋经国,论其一生是非功过,不是着眼于过去,而是着眼于未来。若以《蒋经国传》为基点,那么《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对蒋介石的溢美,则势所难免。因为,一旦我们拉长历史的焦距,正可见,蒋经国是蒋介石的未来,犹如台湾是中国的未来。
  
  供《时尚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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