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四年级的侄子跑过来，说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争做文明小公民”的作文，问我：什么是公民？我思忖半晌，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
　　问一位教小学语文的朋友：现在中小学开有公民课吗？答曰：无，记得前些年，有人编过《新公民读本》，学校买来一批，当作课外读物发给学生，不知他们读了与否。“你知道，如今学生作业重如泰山，哪有功夫读这些闲书呢？”更不幸的是，他口中的“闲书”，后来都销声匿迹。
　　不由想起李慎之先生。他说过，若有来世，最大志愿就是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他的遗愿之一，即编一套12册的中学公民课本，初中6册，高中6册，令学生必读。先生辞世迄今近十载，其遗愿依然悬空。后人不是没有努力，只是在这块政治盐碱地，种子破土而出，所需要的不仅是时间。
　　然而，公民教育何尝不是与时间赛跑的游戏？我们这代人，吃毒草、喝狼奶长大，成年后，再用公民教育解毒，却未必能解干净，口中的语言、脑中的思维，常见毒素的残余，毒质寒冷的磷光，仍能一击致命。我们只能默默安慰——或者说欺骗——自己，下一代的教育应该有所好转。待我问侄子侄女在小学的情况，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之丰、方法之富、器具之巧，的确远胜于我们贫乏的当年，不过，与我们一样悲哀的是，他们可以在十秒钟内算出“公民”的笔画，却依旧不知其中的内涵。
　　1988年我入小学，在作弊年代缓慢成长。二十四载流光一纵即逝，一代人的年华如枯萎的玫瑰，李慎之的话言犹在耳，恍如雷霆：“……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一百年或五十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回头说公民：何为公民？——连十岁的侄子都知道，这个答案，不会在学校和课本。
　　汉语博大精深，早有公民一词，自然，古意与今意大相径庭。其所指，一是为公之民，二是君主之民、公家之民。至近代，郑观应、宋恕曾用“公民”指陪审员：“考泰西……审案时两造皆延律师驳诘。公选廉正绅士陪听，首曰公民，余曰议长。”（郑观应《盛世危言》）这听来十分稀奇。今日所流行的公民（citizen）——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之说，则系从日本舶来。
　　若依定义，“公民”可与“国民”通用。而今我们口中的公民，则另有所指，即与臣民相对——如此，便不能替换为国民，因为从名义上讲，臣民也属国民，纵然从实质上讲，独裁者没有内政，奴隶没有祖国。相比“国民”，“公民”身上的政治色彩更加浓厚，有时甚至被当作一个褒义词来指称，它的对立面，是臣民、愚民、暴民……
　　公民是权利与义务的结合体。不过在今日中国，我们说公民，更侧重其与权利的亲密关系（如“公民权”之说风行一时），这背后的原由不难想见，我们的国民，一向是义务太重而权利太轻，且权利往往滞留于纸面而无法落到实处。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型，必然从欠缺入手，更为重视权利的建构。这大抵可谓拨乱反正。对比可见：臣民毫无权利，愚民不知权利，暴民践踏权利，惟有公民，在实践并捍卫权利。
　　臣民的国度，呼唤英雄的拯救；公民的国度，只须普通人的耕耘。公民是凡夫俗子，不是英雄侠士。只可惜，在我们生存的年代，常常将公民误作英雄，这是我们的悲剧，更是公民的悲剧——这个时代太缺公民了，以至出现一个勇于维权的公民，不是被视为异端，就是被视为神话。须知，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公民意识的培植，借用一句流行语来讲：不是靠一帮勇敢的人，去触碰勇气的上限，而是靠一帮普通的人，来抬高勇气的下限。
　　公民成长的过程，需要勇气，更需要韧性，前者可谓“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后者可谓“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两句都是胡适先生的诗歌。话说回来，百年中国，我以为最成熟、健康的公民形象之一，便是胡适：温和、宽容、坚忍、乐观、理性、自由。有人说，胡适使用的语言是“公民语言”，鲁迅使用的语言是“奴隶语言”——我完全赞同前半句。有人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的话，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我完全赞同后半句。从公民训练而言，我希望此后所有的世纪都是胡适的世纪。
　　我把公民与臣民、愚民、暴民的区别详解给侄子听，他似懂非懂，眼神一片漠然，手中的语文课本已经被卷成了纸筒。我想有一天他终会懂得，他的手上，终会换作公民课本。那时，他最爱背诵的课文，不再是《少年中国说》，而是《公民中国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公民。公民智则国智，公民富则国富；公民强则国强，公民独立则国独立；公民自由则国自由，公民进步则国进步；公民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公民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供《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