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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公民何为公民?

  
  
  上四年级的侄子跑过来,说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争做文明小公民”的作文,问我:什么是公民?我思忖半晌,竟不知该如何回答他。
  问一位教小学语文的朋友:现在中小学开有公民课吗?答曰:无,记得前些年,有人编过《新公民读本》,学校买来一批,当作课外读物发给学生,不知他们读了与否。“你知道,如今学生作业重如泰山,哪有功夫读这些闲书呢?”更不幸的是,他口中的“闲书”,后来都销声匿迹。
  不由想起李慎之先生。他说过,若有来世,最大志愿就是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他的遗愿之一,即编一套12册的中学公民课本,初中6册,高中6册,令学生必读。先生辞世迄今近十载,其遗愿依然悬空。后人不是没有努力,只是在这块政治盐碱地,种子破土而出,所需要的不仅是时间。
  然而,公民教育何尝不是与时间赛跑的游戏?我们这代人,吃毒草、喝狼奶长大,成年后,再用公民教育解毒,却未必能解干净,口中的语言、脑中的思维,常见毒素的残余,毒质寒冷的磷光,仍能一击致命。我们只能默默安慰——或者说欺骗——自己,下一代的教育应该有所好转。待我问侄子侄女在小学的情况,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内容之丰、方法之富、器具之巧,的确远胜于我们贫乏的当年,不过,与我们一样悲哀的是,他们可以在十秒钟内算出“公民”的笔画,却依旧不知其中的内涵。
  1988年我入小学,在作弊年代缓慢成长。二十四载流光一纵即逝,一代人的年华如枯萎的玫瑰,李慎之的话言犹在耳,恍如雷霆:“……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一百年或五十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回头说公民:何为公民?——连十岁的侄子都知道,这个答案,不会在学校和课本。
  汉语博大精深,早有公民一词,自然,古意与今意大相径庭。其所指,一是为公之民,二是君主之民、公家之民。至近代,郑观应、宋恕曾用“公民”指陪审员:“考泰西……审案时两造皆延律师驳诘。公选廉正绅士陪听,首曰公民,余曰议长。”(郑观应《盛世危言》)这听来十分稀奇。今日所流行的公民(citizen)——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之说,则系从日本舶来。
  若依定义,“公民”可与“国民”通用。而今我们口中的公民,则另有所指,即与臣民相对——如此,便不能替换为国民,因为从名义上讲,臣民也属国民,纵然从实质上讲,独裁者没有内政,奴隶没有祖国。相比“国民”,“公民”身上的政治色彩更加浓厚,有时甚至被当作一个褒义词来指称,它的对立面,是臣民、愚民、暴民……
  公民是权利与义务的结合体。不过在今日中国,我们说公民,更侧重其与权利的亲密关系(如“公民权”之说风行一时),这背后的原由不难想见,我们的国民,一向是义务太重而权利太轻,且权利往往滞留于纸面而无法落到实处。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型,必然从欠缺入手,更为重视权利的建构。这大抵可谓拨乱反正。对比可见:臣民毫无权利,愚民不知权利,暴民践踏权利,惟有公民,在实践并捍卫权利。
  臣民的国度,呼唤英雄的拯救;公民的国度,只须普通人的耕耘。公民是凡夫俗子,不是英雄侠士。只可惜,在我们生存的年代,常常将公民误作英雄,这是我们的悲剧,更是公民的悲剧——这个时代太缺公民了,以至出现一个勇于维权的公民,不是被视为异端,就是被视为神话。须知,公民社会的建设与公民意识的培植,借用一句流行语来讲:不是靠一帮勇敢的人,去触碰勇气的上限,而是靠一帮普通的人,来抬高勇气的下限。
  公民成长的过程,需要勇气,更需要韧性,前者可谓“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后者可谓“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两句都是胡适先生的诗歌。话说回来,百年中国,我以为最成熟、健康的公民形象之一,便是胡适:温和、宽容、坚忍、乐观、理性、自由。有人说,胡适使用的语言是“公民语言”,鲁迅使用的语言是“奴隶语言”——我完全赞同前半句。有人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的话,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我完全赞同后半句。从公民训练而言,我希望此后所有的世纪都是胡适的世纪。
  我把公民与臣民、愚民、暴民的区别详解给侄子听,他似懂非懂,眼神一片漠然,手中的语文课本已经被卷成了纸筒。我想有一天他终会懂得,他的手上,终会换作公民课本。那时,他最爱背诵的课文,不再是《少年中国说》,而是《公民中国说》: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公民。公民智则国智,公民富则国富;公民强则国强,公民独立则国独立;公民自由则国自由,公民进步则国进步;公民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公民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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