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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拐点

那个胖胖的年轻人就站在那里,一脸憨相,眼神坚毅,手持一块裁剪不大齐整的纸板,上书“前方砸车,日系调头”,若不加提醒,你可能无法认清下面那四个小一号的汉字,也许,他写这块标语之时,十分仓促,未能考虑布局——9月15日那天,这一幕被拍摄下来,传上微博,转发上万,我们只知它出自西安,尚不知那个举牌的青年名叫李昭,不知他在那半天百折千回的精神转型。我的许多友邻都转载了这条微博,有人写道:你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李昭的义举被媒体称为“拐点”。如果说蜂拥而起的反日游行是一条直线,那么中途爆发的打砸抢正是一个“拐点”;当打砸抢汇成了狂乱与丑陋的主流,那块“前方砸车,日系调头”的标语及其背后的努力和信仰,则构成了对狂潮与暴徒的拨乱反正,这是“拐点”之“拐点”,试图将这场社会运动拉回理性的正轨。
  第一个“拐点”,即爱国的拐点,可谓中国转型最真切的缩影。对此,我们还能说什么呢,除了老调重弹:以平常心来爱国,切记,爱国神圣化的背面,是爱国的神经化;以理性来爱国,这理性,未必能告诉你该干什么,却能提醒你不该干什么。
  第二个“拐点”,即公民的拐点,才是我们要直面的正题。
  看完Dennis Gansel导演的电影《浪潮》,有人说,世界距离法西斯只有五天;看完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纪录片,有人说,我们距离文革只有一小时;看完李昭在9月15日那天的经历(见《中国青年报》9月19日相关报道),你可能会感慨,我们距离公民,有时只需一瞬间,正如我们距离暴民,同样只需一瞬间。
  身为热血青年,李昭看见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的新闻,便立志参军、保钓;看见同事拉起“捍卫主权,踏平东京”的横幅,“忽然一阵兴奋,血上头”,连早饭都来不及吃,就冲出家门。起初,他看见停在人行道上的日系车被砸,并不意外;看见有人拿矿泉水瓶接连砸向一家尚未营业的日式餐厅的玻璃窗,他依然平静,“大家有气,这可以理解”。直到午后,他看见人们一边砸车,一边吼叫,他所见的车辆,已经遭遇毁灭性袭击,“一下子心痛起来”;他听见人们高喊“砸索尼!砸!”,感到“脊梁后一阵冷,从头到脚都发毛”——此刻他才意识到:“真正的爱国游行其实已经结束了。”
  从狂热到冷静,这是公民锻炼的第一步;第二步,即挺身而出,帮助日系车掉头,“得做这件事”。当李昭举起“前方砸车,日系调头”的纸板,他同时举起了一个公民的善意、勇气与责任。
  尤为可贵的是,他在事后反思,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事,“就像你在新加坡不乱扔烟头,肯定没人给你鼓掌”,舆论的热情赞许让他开心,却也有点寒心——这同样是一个“拐点”,未为报道所提及。公民不是英雄,李昭只是在尽自己的本分。当公民把自己架上英雄的高度,其实质,不是上升,而是下坠。惟有像李昭这样学会摆正自己的身位,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这是公民锻炼的第三步,它的关键词叫本分。
  李昭不必寒心。我们生活在一个公民意识严重缺席的国度,公民的日常行为常常被误作义薄云天的英雄之举——相比一个需要英雄拔刀相济的社会,我们更期盼一个需要公民各尽本分的社会。要打破这一误会,则依赖于更多公民的涌现。
  这一周,举国狂飙,然而我们仔细审视,也许会发现,在那些公民社会发育相对健全的城市,反日游行途中所出现的暴乱便要少一些,譬如我生活的城市,纵有游行示威,却十分太平,未闻打砸抢的噩耗。它也许缺乏热血的一面,却从不缺乏理性的一面;其政法风格虽嫌保守,公民意识却十分茁壮。公民越多,暴民就越少;公民社会越发达,滋生义和团的土壤就越贫乏。
  在暴民与公民之间,李昭的命运曾一度徘徊,到底是什么将他推向了后者而非前者呢?说到底,是理性,是良善,是勇气,是常识感(如“爱国,先爱同胞”)。他的公民之路,并无导师指引,他心中的智识与良知便是他转型的指南针。
  9月15日那晚,我一时兴起,开了一个应景的书单,胪列了《狂热分子》、《乌合之众》、《洗脑术》等书,其中一本是《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后来一位网友说,这样的时代,只要你不是装睡,且不管你沉睡、酣睡、昏睡,都会被内心的猛兽与外在的喧嚣所唤醒。
  像李昭那样,抛开外界的蛊惑,遵从内心的召唤,走向公民之路。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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