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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日本”与阿Q思维

“操日本”与阿Q思维
  
  
  “操日本”一名,我原以为是抗日壮士所虚构的英雄,等到媒体争相报道,才发现确有其人。9月9日,有人发布微博,称正在欢迎新生入学的南昌一家高校,将迎来一位叫“操日本”的新同学。其人尚未至,已经名动全城:他毕业于景德镇市昌江一中,现考入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理工学院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学号为20128855。随即,校方严正声明,谴责爆料者,并称“因微博的热传而造成了不小的困扰”的“操日本同学已经回原高中复读了”。
  大学的声明,只是一个姿态,这场事故与它们的关系实在不大。试想,即使现在不被曝光,等到操日本入读,他的姓名、专业等,并非天大的隐私,十分可能被好事的同学公诸微博,哗众取宠,届时,校方何以自处,何以在操日本的隐私权、名誉权与曝光者的言论自由之间求一个两全?
  操日本要怪,只能怪给他起名字的那个人。姓什么,不由自主,秦桧之后,有“我到坟前愧姓秦”之说,不过愧者愧矣,他还得姓秦,同样,姓贾、姓操、姓干、姓党等,后人决定不了,只好随缘。名什么,则可自决,据说中国姓操者,数以十万计,他们的名字,何尝像操日本这样引来汹汹争议呢(我仅见一例,湖北有一位官员叫“操高潮”)?归根结底,不是姓不好,而是名不好,操日本若有觉悟,早该改名了。如操姓名人操天成、操震球,都是好名字。
  操日本的命名者,不知是何居心,将对日本的国仇家恨,楔入一个婴儿的名字。往好了说,这番苦心,足感天日,甚至可以媲美于丘处机给郭靖、杨康命名,叫他们不要忘记靖康之耻,以日本入名,则提醒后人永生铭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往坏了说,这般命名,近乎是阿Q先生的精神胜利法,除了在呼喊此名之时,生出一种舌尖与肾上腺的暴力快感,却转瞬即逝,并不能毁损日本一丝一毫,其副作用,而今已经发作:这个名字极有可能伤害一个孩子的尊严、人际、学业,甚至一生。
  我想起一位初中同学鹿某,人极瘦小,14岁尚不足一米五,在穷山恶水、好勇斗狠的吾乡,不免备受欺凌。后来他养了两条狗,便用常常欺负他的两个恶霸同学的名字命名,以泄心中污浊的恶气。不想有小人从中作祟,竟将这一情节向那两位恶霸告密,晚自习后,鹿某被堵在学校后门,挨了一顿好打。我与他一路回家,劝他习武防身,他唯唯诺诺,回到家后,却继续拿那两条狗撒气,一边打,一边骂。当我听说此事,唯有叹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鹿某,与阿Q何异;其精神胜利法,自然难逃阿Q式的结局。
  鹿某此举,在中国绝不鲜见,小到私仇,大到国耻,敌人的名字,常被冠于自家饲养的鸡犬身上,或写入小说,塑为反角,大加奚落、蹂躏;敌人的尊贵物事,譬如日本的太阳旗,作为图案,被印在内裤与卫生巾上,仿佛从此便可以将日本践踏于屁股之下。我实在不能理解,这种把戏何以能令国人高潮迭起、乐此不疲?有时,你的身份正由你的敌人所决定,敌人在什么高度,你就在什么高度;当你把敌人降到了动物世界,降到了肮脏的垃圾场,你自己焉能高贵起来呢。而且,不敢与对手光明正大决一死战,而采取暗骂、扎小人、比谁的祖上更阔等行径,毋宁是一种胆怯、懦弱的表现。
  1928年2月,革命作家钱杏邨(阿英)撰文《死去了的阿Q时代》,对鲁迅展开政治批判。他认为自《阿Q正传》诞生这十年来,中国的农民已经走出了阿Q的困境,有了组织、力量和革命性。其文末高呼:“阿Q时代是早已死去了!我们不必再专事骸骨的迷恋,我们把阿Q的形骸与精神一同埋葬了罢!”八十多年后,我们却不得不承认,不论阿Q的形骸还是精神,都不曾被阿英们的革命洪流所埋葬,反而愈发壮观。阿Q的精神胜利法杀伤力仅限未庄,“操日本”的精神胜利法则逾越了国界。
  也许,用阿Q定义一个时代并不合适,阿Q横行于所有的时代,它早已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国民性。从阿Q到操日本,精神胜利法薪火相传,日新月异。然而,若不祛除阿Q主义的劣根性,我们谈何立人,谈何立国。拿“操日本”一事来说,痛恨日本、祈图雪耻的国人想必不在少数,只是,玩一把名字的游戏就能报仇吗?占两声嘴上的便宜就能雪恨吗?作为一个国家,用你的国力超越日本;作为一个人,用你的素质与道德超越日本人:不要比谁的贪官更多,而要比谁的公民更多;不要比谁的牛奶更毒,而要比谁的桥梁更坚固;发生火灾,让孩子先走,而非让领导先走;在欧美要遵守公序良俗,让那些一见黄种人乱扔垃圾就高喊“Chinese”的白种人闭嘴;哪怕你在阿姆斯特丹的红灯区嫖娼,不要开发票,让“你好,书记,有发票”的揽客广告绝迹于江湖,或令其改口“你好,町长,有发票”……这才是战胜日本——甚至不战而胜——的正道。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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