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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复兴指数是复兴的障碍

民族复兴指数是复兴的障碍
  
  
  近来有一个数据炙手可热,火爆天下。著名主持人张泉灵写微博:七八年没犯胃病了,昨夜疼了一夜,遵医嘱吃了药、喝热粥,好了62%。我的朋友阿三写微博:晚上在家喝粥吃馒头,妈妈腌制的酱瓜实在可口,一盘酱瓜两碗粥,馒头还没动呢,肠胃饱和度已经达到了62%。有人回复:看了你拍摄的酱瓜照片,我的口水流出了62%;另一人回复:你都快吃饱了,我回家的路,才走到62%,情何以堪!
  62%何德何能,几乎令众口一词?
  这两条微博,看起来都像是冷笑话。62%的出处,同样被评论人视为冷笑话。8月3日,第10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发表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其监测》的报告。其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共分三级,一级指标便是“民族复兴指数”。据杨所长介绍,经其测算,2005年民族复兴指数为0.4644,即中华民族已经完成46%的复兴任务;2010年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对应62%,复兴进程明显加快。
  专家(杨宜勇)及其与政府的关系、宏大概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神经错乱的逻辑(民族复兴竟可以量化),神奇的数据(62%),一个热门话题所该有的噱头,应有尽有。新闻一出,62%便火了。
  尽管杨宜勇表示,他做此研究,不是为了“课题经费”,“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只是出于“个人兴趣”——我们姑且相信他这番话,但是,他的研究及结果,却不得不让人怀疑他的良苦用心:那62%的民族复兴指数,实在无关科学,而只是一重华美的政治包装,以迎合执政者的讲话精神。自费研究,报效党国,这样的专家,忠心可鉴天日。杨所长的仕途,值得高看一眼。
  我对杨宜勇的居心和前程都不大感冒,我甚至不太在意62%之所指,换做72%、82%,有何不可呢,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的冷笑话。我感兴趣的是民族复兴指数背后所潜伏的思维:为什么就连民族复兴这样虚无缥缈的事物,都可以用数据进行量化研究?依此,这世间,还有什么不能量化,不能纳入数据库?
  的确,还有什么不能量化呢,如你所见,幸福感可以量化,于是有了“国民幸福指数”(世界公认);和谐社会可以量化,于是有了“和谐社会指数”(北京制造);科学发展观可以量化,于是有了“科学发展观指数”(安徽制造);甚至连性高潮都可以量化,而且有好多种“性高潮指数”……
  如果说和谐社会指数、科学发展观指数,以及民族复兴指数,是为政治服务,那么如国民幸福指数、性高潮指数,似乎与政治关系不大。两者的共同点,或者说所有指数的建构,正有一块共同的基石,即技术主义思维,视世界为机器,化万物为数据,企图将情感、价值、历史、宇宙等都纳入可由人力控制的数据帝国。譬如幸福感,飘忽不定,言人人殊,在专家眼中,却可以用指数、指标统辖考量,你现在的幸福指数是80,对照其体系,还有哪些不足:社交活动太少,性生活不够和谐——弥补了这些欠缺,你的幸福指数就可以达到100,恭喜你,你幸福死了!然而此刻的你并不感到比以前更幸福,也许心头隐隐有一些莫名的失落呢。说到底,这只是幸福指数的建构者所强加在你头上的“幸福”,强迫的幸福从来就不是幸福。
  技术主义的源头,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的兴起。在科学及工具理性的主宰之下,上帝死了,历史终结了——我最不能接受的一点,就是用科学的思维与逻辑研究历史,还臆造出了所谓的历史法则、历史规律。历史与科学,从不相及,历史的本质为偶然,科学则追求必然,历史的特色为不可知,科学则追求可知,用后者约束前者,不啻是一种僭妄:理性的僭妄,其结局,必然是理性的爆炸。
  我们现在流行的数字治国,指标政治,可谓这种僭妄的流毒。诚然,像GDP(国内生产总值)、GNI(国民总收入)等数据,用来考核国家经济发展,极具参考价值,但是,这些数据并不代表一切,有时反而构成了巨大的迷障,遮蔽了贫乏与危机:GDP越高,这个国家就越强吗?GDP增速越高,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越繁荣吗?若连GDP的数据都难以信赖,更勿论国民幸福指数、民族复兴指数之流。
  不消说宗教、历史,单是涉及到情感、价值的事物,都不可完全用数字进行测量。亚历山大权倾天下,富甲四海,第欧根尼沦落天涯,不名一文,比照我们常用的幸福指数,前者远远高于后者,事实上我们都晓得,前者并不比后者幸福。同理,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杨宜勇所统计的指数显示,已经复兴了一大半;我这样的悲观主义者却认为,复兴之路,千里之行,我们才刚刚起步呢。
  孰是孰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荒唐的杨宜勇与僭妄的“民族复兴指数”,未必有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反倒可能成为复兴路上的障碍。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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