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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重建公信力的第一步

政府重建公信力的第一步
  
  
  8月7日,云南省昭通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称,举国皆震的“5·10”巧家县爆炸案已经成功告破。真相大白于天下,却更加惨不忍睹。原来被警方认定有重大作案嫌疑的26岁的赵登用,竟是受害者。两位犯罪嫌疑人邓德勇、宋朝玉,系案发当地村民,因对被征收土地和房屋补偿不满,企图实施爆炸以制造社会影响。5月10日上午,他们从劳务市场以100元人民币雇佣了赵登用,指使其背上装有爆炸装置的深色双肩包,进入巧家县白鹤滩镇花桥社区便民服务大厅,然后用手机引爆,造成4人死亡、16人受伤。
  同为罹难者,赵登用毋宁更为可怜而可悲。他不仅被害,还沦为了害人的武器——所谓人肉炸弹,对我们而言,曾经只是一个陌生的概念,爆破于虚幻的影视剧与遥不可及的乱世;而今,它却藉赵登用的肉身,轰然炸响在我们身侧,新闻纸和电脑屏幕都感到了余震。此后,赵登用还被误判为犯罪嫌疑人,被视为惨案的元凶,直到三个月后,警方才还他清白,其间他背负了多少罪名和骂名呢,若他泉下有知,必定不能瞑目。
  现在他可以瞑目了吗?“针对巧家县公安局在前期案情尚未彻底查清的情况下,在通报中因表述不严谨、不确切而给社会公众、赵登用及其家属带来的误导和影响,昭通市公安局向社会公众、赵登用及其家属表示诚恳道歉。”可惜,这姗姗来迟的道歉,赵登用再也无法听见。再诚恳的道歉,都无法挽回一个生命的消逝。
  由警方的道歉,我们想起与此案相关的一段旧事。5月14日下午,云南巧家县委宣传部、巧家县公安局等部门召开了“5·10”爆炸案通报会,会上,巧家县副县长、公安局长杨朝邦言之凿凿:“我可以一个局长的名义和自己的前程来担保,赵登用就是此案的嫌疑人。”此言一出,舆论哗然。公安局长应对社会质疑,居然不去举证,而用前程赌咒,这不啻是对法治的最大反讽。连其同一战壕的战友都看不下去,绍兴市人民检察院官方微博指出:“作为一个法律人,这样的话还是要少讲甚至不讲为好。现在是法治社会,证明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犯罪是要靠证据来说话的。试问,名义和前程能当做证据来用吗?”
  如今我们需要追问尊敬的杨局长,赵登用已经被证实不是爆炸案的嫌疑人,反倒是受害者,您用以担保的前程,是否该有一个说法?
  这并非要和杨局长过不去,督促他辞职,而是提醒他,身为一介公安局长,任何时刻,自己的言行都不能逾越法律的方圆。我们尝批评一些官员,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讲政治,到杨局长这里,他跟你赌咒发誓,玩起了小孩子的把戏,法律人的体统,破碎一地。须知,其一,公安局长的乌纱帽,好歹也是国家公器,不容你如此糟践;其二,在法律面前,公安局长的前程再重,重不过一个公民的生命,重不过一纸判决的正义。
  我们谈论的主题,是政府如何重建公信力,这必须追本溯源,考究政府的公信力怎样被败坏、流失。杨局长的言行正是鲜明一例。他用前程替代证据,敷衍公众的质疑,已经抹黑了政府的形象。事后,假如他贪恋权位,无意去职,显然违背了在案情通报会上的庄重承诺,从而为公众所不齿,连带不齿政府的诚信;纵然他主动请辞,则不免视权力的交接如儿戏,而被讥为轻率——当然,两害相逢,当取其轻,还是辞职为妙——无论哪一种结局,政府的公信力都遭到了严重的毁损。
  在爆炸案中,政府公信力败坏的另一点表现,在于公义的败坏——说到底,公信力源于公义,政府若不能秉持公义,其公信力便如风中的泡影,一吹即散。针对赵登用被视作爆炸案的疑凶,赵家曾提出四点疑问,从爆破术的运用到双肩包的出处,针针见血,警方并不能释疑,依法理,则当疑罪从无,他们反而倒打一耙,悍然认定赵登用就是板上钉钉的犯罪嫌疑人,以期迅速结案。这样的办案者,叫人如何认同其侦办案件的正义含量;这样的政府机关,公在哪里,信在何方?
  再说远一点,爆炸案的源头,是征地和拆迁纠纷。试想,如果政府具有足够的公信力,邓德勇、宋朝玉是不是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排泄心头的怨恨;如果政府能够运行公义,也许这两位农民胸中的块垒,早早得以化解,何必制造爆炸,殃及无辜,令尘埃之下,多出四条冤魂?
  回头看昭通市公安局的道歉,这自然是地方政府重建公信力所迈出的第一步——殊不见有些地方,政府索性破罐子破摔,连道歉都省去了呢。我们肯定这关键一步的同时,更需要敲打政府反省:犯错要道歉,可谓常理,可是,许多错误,原本不必去犯,正如导致公信力流失的缺口,原本不必出现。
  
  供《东方早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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