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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城市,哪种精神?


  忽如一夜春风来,“城市精神”如千树万树梨花开满了中国——假如梨花有灵,也许会找我打官司,起诉我侵犯其名誉权。那不妨换一个说法,“城市精神”的风行,就像流感突袭,一夕之间,令发病的城市纷纷蒙上了文明的口罩。口罩的外形,虽姹紫嫣红,其材质却大同小异,假如我们以“城市精神”打量城市的面目,会发觉首善之区如北京、中原重镇如郑州、江南碧玉如苏州、港通天下如宁波,好似孪生兄弟,尽管从地理、文化、风情上讲,四者原有天壤之别。
  北京城市精神,美其名曰“爱国、创新、包容、厚德”,郑州曰“博大、开放、创新、和谐”,苏州曰“崇文、融和、创新、致远”,宁波曰“诚信、务实、开放、创新”,还有南京、济南、泉州等,“创新”二字,几乎无处不在,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反讽:既然号召“创新”,为什么城市精神却循规蹈矩、千篇一律呢:内容相似(“创新”、“开放”、“和谐”、“诚信”等在各大城市遍地开花),字数相似(不是八字就是十六字),效果相似——除了官僚和喉舌,大多城市人根本不知其所属城市的精神为何物,不信,你可以出一道选择题,考一个宁波人,贵乡的城市精神是什么,将北京、郑州、苏州、宁波四地的城市精神作为选项,看看几人能答对?
  说到城市精神,我不由想起海明威对巴黎的描绘:“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这句应该悬挂于埃菲尔铁塔顶上的名言,曾经像午后的阳光一样击中了我,使我坚持认为,巴黎的精神,正在于“流动的圣节”。尽管“圣节”一词,有些语焉不详,更流行的译法是“盛宴”。但是,由此我知,一座城市的精神,应该是“流动”而非静止,应该是动态而非静态。当你企图用一束词组、一句标语提炼城市的精神,哪怕是最精深、最包容的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终归有限,流动的城市精神,如流水不腐,流向无限的未来。以有限约束无限,不是归于徒劳,就是破坏了可贵的无限性,将城市的未来限制于封闭的胡同。
  且退一步,就事论事。我们所见的城市精神之生产,犹如从海绵里面挤水,问题在于,生产者手中是一块被严重污染的海绵,只能挤出些许污水。诸如“创新”、“和谐”等被掏空了内涵、斥为“假大空”的词语,与污水何异?如此贫乏的精神,用来命名你东奔西走的城市,最终必将使这块繁华的土地走向贫乏。所以,当北京的城市精神出炉,嘲讽、解构它的“精神体”随即风靡一时,公众评出的北京精神则是“烤鸭、豆汁,焦圈、卤煮”,正如天津精神为“煎饼、果子、多放、香菜”,济南精神为“大明、湖畔、雨荷、等朕”。以烤鸭对爱国,以豆汁对创新,这一场比拼,若由北京人用脚投票,前者必胜。而且,即使烤鸭取代了爱国,并不代表北京人不爱国——用眼下流行的话讲,这何尝不是一种“舌尖上的爱国主义”呢。
  再退一步,我们热爱一座城市,与追寻这座城市的精神,尤其是官方所定义的精神,究竟有多大关系呢。我热爱美国的旧金山,仅仅因为,它有一家叫“城市之光”的书店,在我心中,这家从1953年就开始营业的书店就是旧金山的光源。我热爱捷克的布拉格,热爱它的悖谬,它曾同时诞生了两个非凡的作家:卡夫卡和哈谢克(《好兵帅克》的作者),从他们的写作风格来看,你怎么都不会相信,他们出自同一块土壤,然而这就是悖谬;它的人民曾使用一种喜剧化的方式推翻了独裁统治,如伊凡·克里玛所言:“布拉格的市民不是用刀剑,而是用玩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致命一击……这是迄今最近的,也许是最杰出的悖谬。”悖谬作为一种精神,犹如陈旧作为一种精神,乡土气作为一种精神,不太可能被官方纳入城市精神的政治谱系。然而它的确是布拉格的独特气质。因此,我们谈城市精神,也许应该提前追问一声:哪种精神。
  同样不能忘记追问:谁的城市。大多时候,你只是城市的暂住者,只是城市精神的炮灰,只是“文明稀释”(此语出自宁波市文明办一位官员之口,指外地人稀释了宁波的文明程度)的因子。当城市精神定格为“开放、创新”,则相当于构筑了一道无形的高墙,你只能站在荒凉的墙外,看墙内笙歌鼎沸,纸醉金迷。说到底,这只是少数人的城市,正如那只是少数人的城市精神。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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