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如一夜春风来，“城市精神”如千树万树梨花开满了中国——假如梨花有灵，也许会找我打官司，起诉我侵犯其名誉权。那不妨换一个说法，“城市精神”的风行，就像流感突袭，一夕之间，令发病的城市纷纷蒙上了文明的口罩。口罩的外形，虽姹紫嫣红，其材质却大同小异，假如我们以“城市精神”打量城市的面目，会发觉首善之区如北京、中原重镇如郑州、江南碧玉如苏州、港通天下如宁波，好似孪生兄弟，尽管从地理、文化、风情上讲，四者原有天壤之别。
　　北京城市精神，美其名曰“爱国、创新、包容、厚德”，郑州曰“博大、开放、创新、和谐”，苏州曰“崇文、融和、创新、致远”，宁波曰“诚信、务实、开放、创新”，还有南京、济南、泉州等，“创新”二字，几乎无处不在，这实在是一种巨大的反讽：既然号召“创新”，为什么城市精神却循规蹈矩、千篇一律呢：内容相似（“创新”、“开放”、“和谐”、“诚信”等在各大城市遍地开花），字数相似（不是八字就是十六字），效果相似——除了官僚和喉舌，大多城市人根本不知其所属城市的精神为何物，不信，你可以出一道选择题，考一个宁波人，贵乡的城市精神是什么，将北京、郑州、苏州、宁波四地的城市精神作为选项，看看几人能答对？
　　说到城市精神，我不由想起海明威对巴黎的描绘：“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这句应该悬挂于埃菲尔铁塔顶上的名言，曾经像午后的阳光一样击中了我，使我坚持认为，巴黎的精神，正在于“流动的圣节”。尽管“圣节”一词，有些语焉不详，更流行的译法是“盛宴”。但是，由此我知，一座城市的精神，应该是“流动”而非静止，应该是动态而非静态。当你企图用一束词组、一句标语提炼城市的精神，哪怕是最精深、最包容的文字，所表达的意义终归有限，流动的城市精神，如流水不腐，流向无限的未来。以有限约束无限，不是归于徒劳，就是破坏了可贵的无限性，将城市的未来限制于封闭的胡同。
　　且退一步，就事论事。我们所见的城市精神之生产，犹如从海绵里面挤水，问题在于，生产者手中是一块被严重污染的海绵，只能挤出些许污水。诸如“创新”、“和谐”等被掏空了内涵、斥为“假大空”的词语，与污水何异？如此贫乏的精神，用来命名你东奔西走的城市，最终必将使这块繁华的土地走向贫乏。所以，当北京的城市精神出炉，嘲讽、解构它的“精神体”随即风靡一时，公众评出的北京精神则是“烤鸭、豆汁，焦圈、卤煮”，正如天津精神为“煎饼、果子、多放、香菜”，济南精神为“大明、湖畔、雨荷、等朕”。以烤鸭对爱国，以豆汁对创新，这一场比拼，若由北京人用脚投票，前者必胜。而且，即使烤鸭取代了爱国，并不代表北京人不爱国——用眼下流行的话讲，这何尝不是一种“舌尖上的爱国主义”呢。
　　再退一步，我们热爱一座城市，与追寻这座城市的精神，尤其是官方所定义的精神，究竟有多大关系呢。我热爱美国的旧金山，仅仅因为，它有一家叫“城市之光”的书店，在我心中，这家从1953年就开始营业的书店就是旧金山的光源。我热爱捷克的布拉格，热爱它的悖谬，它曾同时诞生了两个非凡的作家：卡夫卡和哈谢克（《好兵帅克》的作者），从他们的写作风格来看，你怎么都不会相信，他们出自同一块土壤，然而这就是悖谬；它的人民曾使用一种喜剧化的方式推翻了独裁统治，如伊凡·克里玛所言：“布拉格的市民不是用刀剑，而是用玩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致命一击……这是迄今最近的，也许是最杰出的悖谬。”悖谬作为一种精神，犹如陈旧作为一种精神，乡土气作为一种精神，不太可能被官方纳入城市精神的政治谱系。然而它的确是布拉格的独特气质。因此，我们谈城市精神，也许应该提前追问一声：哪种精神。
　　同样不能忘记追问：谁的城市。大多时候，你只是城市的暂住者，只是城市精神的炮灰，只是“文明稀释”（此语出自宁波市文明办一位官员之口，指外地人稀释了宁波的文明程度）的因子。当城市精神定格为“开放、创新”，则相当于构筑了一道无形的高墙，你只能站在荒凉的墙外，看墙内笙歌鼎沸，纸醉金迷。说到底，这只是少数人的城市，正如那只是少数人的城市精神。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