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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访谈:几曾着眼看侯王?

【这是前不久所作的天涯《江湖》第一期访谈,谢谢金波和小雨。】
  
  
  1、谈自己的1982
  您曾经在《赵鹏之死:这一代人的怕与爱》中提到:生于1982年的德文·韦德与托尼·帕克正在为NBA季后赛磨刀霍霍,生于1982年的卡卡正在皇马的豪华替补席上蹉跎岁月,生于1982年的韩寒依然尚未摆脱方舟子等人的穷追猛打,生于1982年的李小璐陷入了与贾乃亮的结婚传闻……他们都有自己的苦闷与忧伤,他们必须直面赛场、生活与时代的敌人。同是1982年出生,您的怕与爱又是什么?
  
  答:不比韦德、韩寒等,我只是一个小人物,在这样一个风驰电掣的大时代,如何扎根,如何安身立命,正关乎我的怕和爱。恐怕这一生,我都无法与文字解约,我并不忧心文字的无力,文字之本身,便是一种力量;我更看重文字的自由度,一是文字表达的自由,二是文字背后心灵的自由。我爱这自由胜于爱生命,怕这自由的枯涸与沦丧,犹如一株草脱离了春天的土壤。同样,我爱正义,却怕到头来落在手心的正义模样,与我们的预想完全相反。
  
  2、谈弃法从文
  您曾在采访中提到您为匡扶正义而选择法律,后因对中国司法彻底失望而选择弃法从文。时至今日,八年已去,您在多大程度上肩负起新闻人的使命,拂拭掉俗世的尘土?
  您弃法从文,也有人弃文从法,怎样看待法律和新闻的共通之处?
  
  答:一提理想,我就犬儒。我从来不敢奢谈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鲁迅曾嘲讽乡愿的国人:“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我便是他的嘲讽对象。所以我从来不知“新闻人的使命”为何物,“使命”云云,过于宏大、沉重,我当不起。俗世的尘土,落在我头上,不得其志,蓬头而行,与世浮沉,未尝不是一种活法。
  法律与新闻的共通之处?在强权的重压之下,它们都是夜壶。
  
  3、谈时评
  梁文道先生的《常识》曾提到,写时评最大目的在于针砭时弊改变现实,而现实的屹立不倒却是对时评最大的讽刺。您作为一位时评写作者,在悲剧屡次发生时评不朽时,怎样化解文字带来的苍白无力感?
  
  答:当今中国,时评的最大悲剧在于,你在彼时彼刻写作的评论,用于此时此刻,只需把所评新闻的时间、地点、人物等诸要素替换一下,论点、论证逻辑,照样成立。时评写作已经沦为一种机械主义的重复劳动,就像推石头上山,石头会自动滚下来,然后再推。就此而言,西西弗式的时评作者,必须拥有一颗坚韧以至冷硬的心脏,因为他所直面的工作,可借用马克思·韦伯的譬喻,这是一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需要日拱一卒的朴拙,以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多年来的时评生涯,令我对时评的热爱,如同对时评的厌倦;令我对时评的希望,如同对时评的失落。这种爱恨交织的双重情感,鲁迅先生早有体味。《华盖集》题记里的一段话,写出了一个时评人最矛盾的心声:
  “现在是一年的尽头的深夜,深得这夜将尽了,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
  我越来越能体味先生的苦痛。风沙的瘢痕,便是对文字与生命无力的反击。
  
  4、谈一夫三美女
  您曾说过,法律是妻子,文学是情人,哲学是小蜜,历史是小三。涉猎如此广泛,在那么多领域中游刃有余,阅读量必定是庞杂的,您的日常阅读、写作、生活等是怎样安排的?
  
  答:早年的戏言,不必当真。我说过一句话,一个人欲望太多,难免顾此失彼。所以我学会了禁欲,辞了哲学的小蜜,休了文学的情人,如今只余法律与历史二女,红袖添香夜读书。与此相应,近年来,我渐渐戒去了一些癖好,如四国军棋、电影等。张宗子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的确,我痛觉今日之我面目可憎。
  我的日常生活,就是读书与写作。写作的话,一手写评论,一手写宪政史,前者为稻粱,后者为志业。可叹,如今稻粱压倒了志业,在时人眼中,我竟成“资深评论人”(还有一个说法是“自由时评人”——其名目无比反讽,中国的时评人,哪个自由呢,也许,除了胡锡进先生)。无奈的错位,令我哭笑不得。时代与命运的捉弄,令我沉吟不决。
  至于读书,这两年除了继续做中国宪政史(以手边的书为例,如谭嗣同全集、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鲍明钤《中国民治论》等),余暇则转向制度转型(以手边的书为例,如《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现代化和官僚主义》、《威权统治的转型》等)。
  
  5、谈南科大去行政化
  我们知道您从西政毕业后,放弃纯粹学院化的写作立场,一直坚持民间化的读书写作立场,很大程度上源于您对大学体制的不满:行政高于学术,学术考评僵硬化,学术割据乌七八糟,故而保持远离之态度,认为中国大学最大的问题仍在于政治化过于严重。那么,对于正在进行的南方科技大学“去行政化改革”,您怎样看?
  
  答:不止南方科技大学需要去行政化,中国所有的大学,以及中学、小学、幼儿园——除了各级党校——都需要去行政化。不止中国的学校需要去行政化,中国的司法机关、慈善机构、企业等都需要去行政化。希望未来十年,“把党委赶出学校”、“把党委赶出法院”等不再滞留于口号和纸面。
  
  6、谈韩寒
  同样出生在1982,同是作家、学者,同样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您跟韩寒有很多共同点,难免不被拿来做比较,您是怎样走出韩寒的阴影?
  
  答:我能不谈韩寒吗,更不必将我与他相提并论。《世说新语》载: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竟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我们的天空不同,他的光明与磊落,未必构成了我头顶的阴影。
  
  畅销书作者、赛车手、知名博客主、杂志主编等等众多头衔都不如一个“公民韩寒”含金量高,从公民韩寒到公敌韩寒,韩寒陷入代笔门不能自拔,他是否被代笔也成为一个无法证实的命题,但他已走下神龛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立之年的韩寒必须重新定位自己,您又是怎样定位自己的?
  
  答: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懒慢带疏狂。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朱敦儒《鹧鸪天·西都作》)
  
  7、谈微博与公知
  “一入微博深似海,从此公知是贱人”,韩寒门后,公知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正如白岩松所说:微博上,人人都想扮演意见领袖,但领袖早已消亡。怎样看待“微博干掉公知”?在您看来,微时代需不需要公知?该怎样当?
  
  答:公知的污名化,一面是公知自身的不争,另一面则源于意识形态的脏水。平心而论,公知只是一种职业,与教师、厨师、法师一样,不必在他们身上加载“为天地立心”的道德负担。公知身份的道德内涵,不比妓女高,不比官员低。公知与正义的关系,不比木工远,不比泥工近。明确了这一点,可知,就像鞋匠怎么修鞋,民工怎么修路,你便怎么当公知。
  
  8、谈犬儒
  您在《酒罢问君三语》中有提到您参与公共事务,写关乎政法的时论,大抵是一个犬儒的法律人曲线救国之路径,而在序中,王恒说您拒绝成为一个静寂主义者、犬儒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您觉得您是不是一个犬儒主义者?怎样看待犬儒主义者?
  
  答:不必讳言,我是一个犬儒主义者。你刚才提到赵鹏之死,我写过评论,且钞两段,来谈犬儒:
  “作为同龄人,我并不赞同赵鹏的抉择,却能体味其困境。也许他并不懦弱,也许他只是心死了,然而他抛妻弃子的自戕,终归无法洗刷懦夫的骂名。只是,时代的重压之下,谁不曾犬儒,谁不曾苟且,谁不曾委曲求全,谁不曾向黑暗缴械投降,我们并无资格批判赵鹏,以他的逃避为我们的苟活辩护——这种辩护何其无力,因为你我的心中,早已生出了兔死狐悲的悲凉。”
  “抛开大义,让我们设身处地,置入赵鹏的语境,让我们以温热的心灵,感触赵鹏冷却的心灵,也许我们会发现,赵鹏敢于一死,足以证明他不是懦夫,他只是绝望了,绝望于世变日亟,绝望于大义横行,却民生多艰。他的死不是逃避,而是对这个腐坏的世道最壮烈的抗议。”
  
  9、谈宪政
  您说过您是宪政主义者,但是翻开中国宪政的百年历史画卷,我们非常遗憾的看到在中国法制近代化进程中,我们大部分时间是有宪法而无宪政,更有甚者,宪法成为一纸空文,中国的宪政之路为何走得如此之艰难?阻力来自何方?
  
  答:不惟中国,任何国家的宪政之路都不会一帆风顺。宪政的关键词是法治与自由,其要义在于将权力者关进铁笼,哪个权力者愿意束手就擒呢。当然,宪政建设的阻力,不仅来自权力者以及权力的魔戒,还包括传统、地缘、人性等因素。而且我们对宪政的认知,有一个误区,即以为宪政是仙丹,可包治百病,事实上,宪政并非最好的制度,只是最不坏的制度。对宪政的冀望有多高,失望就有多深。
  
  10、谈改革

  您在《我们该如何纪念辛亥革命?》一文中提到:不改革,必革命;假改革,必革命;慢改革,必革命。在08年您也说过改革无乎两种:自下而上或是自上而下。而您更倾向于后者,现今您是否依然持这种观点?中国的政改该怎么改?
  
  答:改革是一种上下互动的政治运动。谈改革,则不能遗忘革命。我说过:改革的阻力有多大,革命的引力就有多大,革命的压力有多大,改革的动力就有多大;成功的改革是革命的消毒剂,失败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
  政改怎么改,建议你去问温家宝总理。不要忘了带一本古文观止,他说的话,你若不解,就多翻翻书。
 

 11、谈武侠
  您的新书书名《酒罢问君三语》是取自金庸的《天龙八部》,您最喜欢金庸笔下哪个人物?您自认为跟他笔下哪个人物形象最接近?
  
  答:以前最喜欢令狐冲,现在最喜欢在少林寺扫地的无名老僧。
  《神雕侠侣》第二十二回,郭靖重伤,金轮法王等夜袭襄阳城,杨过为引开敌人,玩了一手替身术:“他跃向一名灰衣小兵身后,伸手点了他穴道,将郭靖的帽子往他头上一罩,随即将他负在背上,提剑舞动剑花,跃上屋顶……”最终,替身被尼摩星、潇湘子、达尔巴三人分尸。
  我就像这个灰衣小兵,卷入了时代的洪水,命运从来不由自主。万一有一天,我走上了舞台的中心,请诸君注意,我只是一个替身。
  
  12、谈80后
  许知远的书中曾提到过:能在年轻时就清晰地意识到未来,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您在毕业之初是如许知远所说的,享有那种幸福?还是如《毕业生》里那位优柔寡断的毕业生,自始自终的迷惘着?
  
  答:坚定而迷惘。坚定于终极的方向,迷惘于通往终点之路不止一条,我该如何下脚。
  
  都说中国的高房价,毁灭了80后的爱情,也毁灭了80后的想象力,本是“自我”的一代,一毕业却成为中年人,像中年人那样为了柴米油盐精打细算,成为“奴役”的一代。从“自我”到“奴役”,怎样看待这其中的转变?怎么让年轻人看到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远方和诗?
  
  答:如果“房奴”能使一个人沦为奴隶,那么他此前的“自我”,根基将极其虚弱。我从不觉得80后是自我的一代。自由与奴役之辩,是任何一代人都无法回避的论题。房价、物价,生活的压力,权力的迫害等,并不足以构成奴役一个人的枷锁。谁因此而甘于奴役,谁就不配享有自由。
  苟且不是罪过,犬儒不该被诘难。远方到底有多远,诗意的生活到底有多么幸福,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大道不行,各尽本分。
  
  13、谈爱情
  “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您在对宁波生活一周年札记中提到过木心先生这两句诗,这是不是代表了您的爱情观?
  “没有她,宁波毫无意义。她就是这座城市,她在哪里,我就在哪里,我们脚下的土地,便是我们心安所在。”在这人心浮躁见异思迁人心如古玉真假难辨的时代,您为了自己的心上人K从重庆来到千里之外的宁波,如今第八个年头,怎样看待自己的这段感情之路?
  
  答:这两个问题,都可用沈从文先生的一段话来回答:“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14、谈足球
  接下来属于我们球迷之间的对话,据我了解您是100%的巴萨球迷+50%的枪手球迷+25%的米兰球迷,刚好,我是100%的皇马球迷+50%的枪手球迷+25%的米兰球迷。我绝不带任何幸灾乐祸的心情想请您评价这个赛季巴萨在西甲以及欧冠中的表现?
  
  答:我打70分,联赛已经三连冠,欧冠三年双冠,若再蝉联,那就逆天了。赛季末期的疲软,暗示巴萨需要换血。今年折戟,不是坏事。最后夺得国王杯,给痴心的球迷一个含笑的安慰。
  
  欧冠半决赛巴萨vs切尔西第二回合那场比赛足以载入史册,浓缩了所有能想到的情节与精华,最后的结局是不是巴萨在为三年前的斯坦福桥惨案还债?作为一名巴萨拥趸,您又怎样看待各地球队球迷的“干爹说”?
  
  答:谈不上“还债”,冤冤相报何时了。不过,足球之上,的确还有天道。
  关于“干爹说”,我只说两句:第一,在一个阴谋论风行的国度,领袖打一个喷嚏,闲人们便说:要政改了,政改了!第二,大篷车开过来,一群狗在狂吠,当它们叫累了,抬头看,大篷车已经绝尘而去。
  
  欧洲杯今晚即将揭幕,看好谁夺冠?
  
  答:我是著名的乌鸦嘴,预测如下:
  1.西班牙体面出局(如果三连冠,那就逆天了);
  2.欧洲的中国队英格兰在小组赛最后一轮打平即可出线的情况之下,输球出局;
  3.葡萄牙折戟小组赛,C罗射飞关键点球;
  4.巴洛特利进一个神一样的球,吃一张神一样的红牌;
  5.黑马夺冠;
  6.不论谁夺冠,德国队锁定亚军,拉姆、小猪等荣获四亚王,向前辈巴拉克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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