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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的沦陷
  
  
  读第一遍,我以为是玄幻小说;读第二遍,以为是娱乐新闻;读第三遍,才敢确认,这是社会新闻。
  新闻的关键词,名曰“女娲遗骨”。也许你看到这四个字,便抚掌大笑:女娲分明是神话人物,怎么会有遗骨呢?然而,据新华社报道,女娲的遗骨,发掘于山西吉县人祖山娲皇宫女娲塑像之下。北京大学C14同位素测年,测出了成人头骨的年份为6200年前,且有明代当地人的墨书题记为证。随后,“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等23位专家形成共识”,认为这一把老骨头,可能属于“三皇时代”的“娲皇”遗骨(其实女娲是否为三皇之一,尚有争议)——这些人不愧为专家,词严义正,只说是“可能”。
  女娲有了遗骨,想必遂人取火的木头、神农尝过的百草、伏羲创制的八卦,以及后羿射日的弓箭、盘古开辟天地的利器,出土之日,皆屈指可待。与此相比,貂蝉的故里之争、西门庆的故里之争、观世音的故里之争等,当如小巫,难登大雅。
  我感兴趣的焦点,倒非那些骨头,到底是女娲遗骨呢,还是从野坟地里捡来的无名尸骨;而是集合了考古、历史、神话、民俗等领域的23位专家,如何会为这一场荒诞剧背书。
  如今,不论喜事或丧事,十分流行拉两个专家出场,犹如饭店开业,雇两个美女揽客,企业剪彩,请两个女明星登台。地震需要专家,周老虎需要专家,毒奶粉需要专家,重案审判需要专家,唱红打黑需要专家,就连起名字、看风水,都需要专家粉墨登台。专家出现的频率越高,其名声就越臭。知识人当中,有两大职业,早已臭名昭著,一是公知,二是专家,当然,有些人,能耐大,一肩挑两担,兼为公知和专家。
  你会问,公知与专家,哪个名头更臭呢?愚以为,还是专家臭一些。因为迄今为止,我并未见过几多讥嘲公知的笑话,讥嘲专家的笑话,却搜罗了一箩筐。最著名的那个,话说地震来临之前,有三大预兆:一,井水异常;二,牲畜反应异常;三,专家出来辟谣——细心的读者指出,第二条与第三条重复了。
  还有一个,嘲讽专家空谈误人。一位情感专家,在一档相亲节目的直播现场纵谈恋爱的哲学与方法,主持人开玩笑问:当初您是用什么方法追到尊夫人呢?专家沉默半晌,答:实在抱歉,我还是单身。
  公知的污名化,一面源于公知自身的不争,另一面则源于意识形态的脏水。专家的污名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更需要当事人反躬自省。中国的专家,一来善于纸上谈兵,重理论而轻实践,常常不顾现实的苦难,追逐学理的自洽,窃以为最反讽的一例,当是主张提高火车票价,以化解春运难题。二来,专家常常被金钱和权力所绑票,甚至主动投怀送抱,以妾妇之道献媚权贵,如人质爱上了杀手,囚犯爱上了衙役。如此,公众对权贵开火,击中身为帮凶的专家,正在情理之中。
  女娲遗骨一事,那23位专家如何达成共识,背后有什么玄机,新闻语焉不详(假如曝出了玄机,那倒不符国情了),我们且不去管它。有一个细节,称早在1984年,娲皇宫遭人破坏,考古工作者就发现遗骨,包以黄绫,盛于木函,木函墨书写道:“大明正德十五年,天火烧了金山寺,皇帝遗骨流在此,十六年上梁立木……”我读这段话,始终犹疑,其措辞,怎么不像是明朝文士——既然有黄绫、木函、墨书,堪称庄重,布衣黔首,焉能为之——的口吻呢?久战沙场的专家难道看不穿其中的勾当,还是为了帮助吉县将人祖山打造为“全国一流的文化旅游景区和寻根拜祖圣地”,索性闭上了眼目?
  当他们选择视而不见,近若咫尺的真相与公义便一骑绝尘而去。专家的名声,不是败坏于他们的专业素养,而是败坏于他们的职业伦理;专家的失败,不仅在于他们不知如何做专家,更在于他们不知如何做人;专家最迫在眉睫的难题,不是如何取信于公众,而是如何取信于他们自己。
  洗刷专家头上的污名,惟有两条路可走:重塑专家在专业领域的学识与名誉,或者让每个人都成为专家,就像有人提议,让每个人都当臭公知。现在来看,反而是后者更具可行性,这不啻是一种悲哀。
  写到这里,传来一则新闻,张柏、李文儒二专家在6月13日做客人民网,明确表示,他们不曾说过那些头骨残片属于“女娲遗骨”。对此,我们是该相信新华社,还是人民网呢——这两家,都是媒体界的“专家”。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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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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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撰有《从黄昏起飞》(花城出版社,2008)、《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花城出版社,2009)、《百年孤影》(东方出版社,2010)、《酒罢问君三语》(宁波出版社,2012)、《少年游》(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岂有文章觉天下》(华夏出版社,2014)、《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鹅城人物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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