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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大义责人


  河北馆陶县第一中学高中教师赵鹏服毒身亡,本是一个月前的旧事(他死于2012年4月27日晚),于我而言,却恍如昨日,近若咫尺。这不止是因为,媒体的报道,在他死后一月才姗姗出炉;更因为,像这样的悲剧,实在是寻常,仿佛发生在你我的身侧,触手可及,让我们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隔膜。自杀的赵鹏与我们的距离,犹如你与正在阅读的这些文字的距离。
  更大的悲剧在于,赵鹏不堪生存之累,企图一死了事,然而他死后,若泉下有灵,可知其魂灵所背负的争议之重,远甚于生前。这里我们且钞一遍他的百字遗书:
  “活着实在太累了,天天这样无休止的上班让人窒息,所领的工资只能月光。我决定以这样的方式离开这里,我并不恨这个地方,毕竟是我自己选择来到了这里。现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我儿子以后怎么活,仅希望学校能帮我照顾一下他们母子。”
  除了在医院当临时工的妻子,不足两岁的儿子,还有房贷,十余万的债务,以及在东北的贫家与苍老的父母(他是家里唯一的儿子),这些重负,摧毁了赵鹏的神经,导致他在三十而立的盛年决然自戕;同时构成了他死后遭遇批判的理由,他被斥为“懦夫”的罪证。在批判者看来,哪怕赵鹏之死并不完全是规避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而是力图以其一死,换来政府的救助与社会的关怀——如其遗书末尾所苦苦祈求的那样——但是,这甚至不是生命的交易,而近乎为与魔鬼的赌博。诚然,赵鹏死后,馆陶县政府“初步答应”将其妻子转为正式工,馆陶县一中表示会给赵鹏父母“一定数额的抚慰金”与赵鹏儿子“一定数额的抚养费”,至于“初步答应”、“一定数额”等官话的内涵,却语焉不详;而且这些承诺的兑现,终须要仰赖他者的眼色。赵鹏放弃了自力更生的机遇,寄望于权力的温情与施舍,这说到底还是一种逃避,是怯懦的表现。
  死后被视为懦夫,生前则忍辱负重,与苟活无异,这是何其凄然的人世,令赵鹏在生死之间取舍两难?换言之,如果一个人,无论生死,都备受责难,那么,问题可能并非出在此人身上,而是他所置身的时代与国度,出现了病变,不再适合正常人生存。
  明确了这一点,可见斥赵鹏为懦夫的批判,实在是一种苛责。这相当于将一个世道的苦难,强加于一人头上,此时,有谁能肩起黑暗的闸门呢,有谁能虽千万人吾往矣呢,勇士与圣贤终归寥若晨星,大多数人都不由自主往后退缩,怯懦是他们的天性,正如沉默是他们的宿命。
  不是说不能批评赵鹏,而要看你拿什么来批评。老话说:“《春秋》责备贤者”,春秋大义,适用对象仅限于圣贤,用在赵鹏之流身上,显然是大炮打蚊子,蚊子尚未打死,还浪费了道德的炮弹。对此,纪晓岚早有明言:“《春秋》责备贤者,未可以士大夫之义,律儿女子,哀其遇可也,悯其志可也。”这一哀、一悯,才是批判者的正道。丧失了哀悯的情怀,大义必将冷血。
  由赵鹏的生死,我想起古代的文人,常被讥嘲“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愧无半策匡时难,只有一死报君恩”,近人洪允祥(浙江慈溪人,慈溪四才子之一)批道:“没中用人死亦不济事。然则怕死者是欤?”“要他勿怕死是要他拼命做事,不是要他一死便了事。”(《醉余偶笔》)我一度深以此说为然:书生意气,一死何益,死易,生难,不如忍辱偷生,能做一分事功,便做一分,能日拱一卒,便拱一步。后来才渐渐明白,山河变色之际,能“临危一死”已经大不容易,大多人根本不会生出一死的觉悟和勇气;而且,百无一用是书生,洪允祥却以“拼命做事”来评判他们死亡的重量,毋宁是以大义责人,这些人与赵鹏一样,的确是“没中用人”,他们的自杀并不能为这个世界,甚至为其家人增益什么,然而,退一步讲,纵令他们苟活,何尝有益于世呢?在大义的标尺之下,“没中用人”生也好,死也罢,都难逃炮灰的厄运。
  批判比“了解之同情”更容易,批判他人比自我批判更容易,道德批判比其他批判更容易。于是古往今来,“《春秋》责备贤者”演化为“贤者”用春秋大义来责备我这样的小人。殊不知,小人之为小人,正与大义无关。大义的批判,最终却掏空了大义的内容;道德批判的结果,是一个社会道德水位的下降。所以,“贤者”更应该铭记一句话:慎用玄理明世,不以大义责人。
  抛开大义,让我们设身处地,置入赵鹏的语境,让我们以温热的心灵,感触赵鹏冷却的心灵,也许我们会发现,赵鹏敢于一死,足以证明他不是懦夫,他只是绝望了,绝望于世变日亟,绝望于大义横行,却民生多艰。他的死不是逃避,而是对这个腐坏的世道最壮烈的抗议。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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