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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的困境


  若非读新闻,像我这样的山野村夫,压根不知有一个政府部门叫“机构编制委员会”。经体制内的朋友介绍,才晓得其并非冷衙门,掌握实权,门庭赫赫,可令处长低头,科长折腰。其权力的核心,盖与一个词有关:编制。
  编制为何物,重量几何,还得以新闻为镜鉴。先说稍远那一条。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的语文教师张丽莉舍身救人,被誉为“最美女教师”。她的伤情,牵动了这个国家的神经;她的身份,则撕开了这个制度的脸面:如此优异、敬业、深受学生爱戴的教师,执教五年多,还是临时工,徘徊在编制的门外,没有医保,千元月薪,寒酸之极。其实,有编制也好,无编制也罢,对张丽莉的爱心形象,并无损益;反过来讲,张丽莉未入编制,却构成编制之耻。当编制的面目,不再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而是拒“最美女教师”们于千里之外,它作为体制的轴承,已经僵化、衰老,不堪重用。
  体制运转滞涩,早已不是秘密,相应的改革,却如老牛破车行于古道。从2008年起,作为试点,山西开始事业单位改革,第一步是清理,至今裁撤事业单位1237个。仅就山西农业厅来说,其治下49个事业单位,撤销了4个,编制减少了32个,只是,最终并无一名员工因此下岗。事实上,整个山西省,“没让一个人下岗,没让一个人的利益受损”——改革者如是说,甚至以一种洋洋自得的口气,实在叫人苦笑不迭。
  精简了单位和编制,为什么无人下岗呢,原来所裁汰的编制,都是空编。如山西省农业厅的驻京办事处,十多个编制,只有办事处主任陈庆云一人在岗;其宣传中心,18个编制,却有8个空编,持续两年多。如此情况,在山西比比皆是——也许,放之中国而皆准呢。
  这就是编制政治的困境:一方面,是张丽莉这样的优秀人才,欲进编制而不得;另一方面,却是许多编制,空有其位,而无其人,行政资源被闲置、浪费。后者,可谓“朱门酒肉臭”,前者,可谓“路有冻死骨”。
  假如仅仅是编制闲置不用,我们的愤怒与忧虑还不至那么严重。问题在于,有些地方,编制被侵占,侵占者从不在岗,换言之,那些蛀虫在吃空饷。这一点,山西依旧是受难的重镇。吃空饷的人,级别高达副县长;吃空饷的时间,长达15年。
  编制之争,说到底还是权力与利益之争。张丽莉为什么拿不到编制呢,恐怕不仅因为体制的狭隘与势利,狗眼不识英雄;还有可能,原来属于张丽莉的编制,中途被截留,落在了校长或县长的亲友头上,哪怕他们从来不去学校上班,数倍于张丽莉的工资和福利,每月却按时呈上。
  所以,我们说编制改革,要义有二,第一要打破僵硬、窒塞的权力体制。编制是计划时代的政治经济学的产物,谬种流传,而今呈现为僵化的制度和思维——编制的过程,就是将一个人的身体与头脑都纳入整齐划一的体制化的过程——与市场时代的自由竞争之间的冲突。虽然不能说编制之内,再无竞争,然而,一旦你进入编制,会发现其中的竞争压力,远远小于其外。编制犹如一道防火墙,隔出了计划与市场两个政治时空。编制内部,并无自由平等可言,而近乎是一座权力的金字塔。每一个有编制的人,都是一块革命的砖头,一颗政治的螺丝钉,须得各安其位,你想往上爬,只能等到上面的砖头、螺丝钉退休,或者因差错而被剔除,纵然他是一个庸才,你是一个奇才,你的能力胜他百倍。质言之,编制社会,是等级社会,秩序与稳定压倒一切。这样的社会,长此以往,必然僵化生锈。编制改革,最大的敌人,就是这个锈迹斑斑、死而不僵的体制,以及闭关自守的体制化思维。
  第二点要义,则必须打破权力者对编制的垄断。以吃空饷为例。那些霸占编制而从不履职的吃空饷的人,大多都有其权力背景,非王即侯,非富即贵;普罗如你我,不消说吃空饷的蛋糕,就连一星蛋糕渣,都可望而不可即。张丽莉的遭遇,便是明证——当然,如今她成了楷模,被推上神坛,不久的将来,必将被赐予一个编制,以为补偿。这听来何其反讽。尽管她进入编制,却不能改变残酷的现状:编制是权力者的禁脔。除非将禁脔打碎,否则,张丽莉与编制的关系,只可能取决于命运与权力的脸色。
  我所经历的编制故事,不妨写在最后。数年前,我曾在一家媒体卖命,如你所知,这年头的媒体,其人员构成,皆有编制与外聘之分,我是外聘,属下有一位兄台,则在编制内,故每月发薪,瞥见他三倍于我的工资单,想起我三倍于他的工作量,只能一声叹息。编制虽不是铁饭碗,却是金饭碗。此外,有编制的人,在政治方面,似乎格外受领导垂青。我们那部门,遇到与政治有关的写作任务,领导一般都直接吩咐这位兄台提枪上马,自然,我乐得逍遥。不过由是我知,编制不仅是一道身份之墙,还可能是一道柏林墙。
  
  供网易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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