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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尖爱国主义与床上爱国主义


  对于我这样的吃货而言,看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实在是一场艰苦的战争,不仅要与记忆作战,与想象力作战,还要与在嘴角蔓延的口水作战。其播出时间,为每晚十点半,看完节目,临近午夜,这个时间点吃夜宵,最易发胖。当我犹疑不决之际,低头瞥见日渐肥沃的肚腩,只能牙一咬,骂两声陈晓卿导演,翻身上床,任残存的口水打湿枯涸的春梦。
  当然,《舌尖》的走红,不止因为,它让一个国家流下了饥渴的口水,它重塑了中国人日渐麻木的味蕾。还因为,它唤醒了我们对童年的回忆,令我们闻到了传统文化的淡雅与清香。更有甚者,有人将它升华到政治的高度:“《舌尖》是最佳爱国主义教育片,没有之一,更戳人心窝子的是把食物和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传承结合在一起……”——需要何其伟大的想象力,才能将《舌尖》与爱国主义联系起来,犹如将狮子头与自由主义,将回锅肉与保守主义,将麻婆豆腐与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
  这自然会引来批评。舌尖归舌尖,爱国归爱国,何必捆绑一处呢。我们生在中国,公共生活,已经是无往而不在政治的禁锢之中;私生活的大半,已经被政治侵蚀而变形;那仅余的一小半,如餐桌、食物,若再加入政治的佐料,我们吃起来,恐怕舌头要沉重如山,喉咙与肠胃,都沦为主义的战场。若以爱国主义为基点,日本料理与意大利面,不能再吃了;肯德基与麦当劳,须当驱逐出境;我们的嘴巴,必将成为地沟油炸出来的油条与黑心猪肉、注水牛肉的天堂。
  十年前,王怡先生写过“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饮食习惯”,有人叫好有人骂。此文的大多论断,如烟属于个人主义,酒属于集体主义,自由主义者不该吃席菜等,我都不能认同,更不必说践履。不过,我十分赞赏他的立意,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理论,更应该是一种生活气质。对自由主义思想的普及而言,身体力行的意义,并不弱于高头讲章。
  由此而论,如果我们能够澄清、拓宽爱国主义的概念,那么在舌尖之上,追寻爱国的味道,也许是一种美妙的体验。
  爱国主义在中国,从被神圣化,到被妖魔化,仿佛发生于一瞬。它被神圣化有多高,被妖魔化就有多深。我们常见人引用西哲之言,如“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塞缪尔·约翰逊),“爱国主义是邪恶的美德”(奥斯卡·王尔德),“我惟一热爱的祖国就是我妻子卢克莱西娅蹂躏的双人床”(巴尔加斯·略萨)。然而我们却忘了,这些话都有其时代背景与政治语境,如秘鲁作家略萨,一生纠结于政治与性爱两个极端之间,他一面将双人床视作祖国,另一面却警告读者,不要把“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混为一谈”,前者是孕育暴力的温床,后者是一种健康的情感:“祖国不是旗帜,不是国歌,不是关于民族英雄的慷慨激昂的演说;祖国是几个地方,几个人,他们居住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总是勾起我们怀乡的感伤。祖国是一种温暖的感受:无论你浪迹何方,你知道总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回去的家。”
  说到底,我们谈爱国,眼中始终有一重意识形态的阴霾,即将国家与政府视为一体(有些国家,推行党国体制,国家、政府、执政党便化作了“三位一体”)。我手上有一本书,傅国涌先生编《追寻律师的传统》。其最后一编的名目便是“政府等于国家吗”,这在1930年代是一个问题,如今依然是一个问题,不能不叫人感到悲哀。正如对古人而言,“国家兴亡”异于“天下兴亡”,对今人而言,爱国家并非爱政府,批评政府同样是一种对国家的深沉的爱,这些常识,构成了我们谈论爱国主义的起点。
  不必将爱国政治化,我们爱国,还可以表现为爱中国的文化,爱中国的河川,爱中国的汉字,爱中国的人情,爱中国的美女与美食。甚至,单是对美食的深爱,基于一种“舌尖爱国主义”,使我决定,此生不弃这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国家。
  常见的爱国主义,不是被权力绑架,便是被世俗滥用,有一个说法叫“床上爱国主义”,可为明证。抗战初期,中国军队节节败退,沦陷区的好汉气不过,跑到日本妓院,点了一名日妓,狠狠发泄了一通,回去后四处宣称“为国争光”,这便是床上的爱国主义。爱国至此,难怪有些人不愿与爱国主义者为伍了。
  写到这里,我渐渐有些担心,我的朋友八爷,有意去东莞拍一部《舌尖上的中国》。这会不会引起一番关于“床上爱国主义”的争论呢?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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