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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我听到一个意味深长的段子:“两个县争取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名额,最后一个县失败了。记者问失败一方的县长:为什么会失败?县长含泪答道:因为我们县实在太穷了……”
  有人会问,选拔贫困县,应该由更穷的一方中标,那太穷的县,为什么反遭淘汰呢。这就需要深思一步。诸如贫困县的评选,与我们所熟知的许多政治、社会荣誉的评选一样,纵然冠以公平的名目,实质上却是一场天昏地暗的权钱交易,其结局,不仅取决于参赛者的实力,更取决于他们在幽深的幕后活动的能力。太穷的县,比起不太穷的县,相应的能力,不免稍逊一筹。故其落选,虽不近法理,却合乎情理——中国特色的情理。
  当然,既为段子,或有夸张之处。我们且来说新闻。据《人民日报》(2012年5月17日)报道,前不久有人曝光,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云南富源县,竟要耗资数千万,请来明星“唱响富源”,5月15日,富源县回应称,“唱响富源”演唱会并非官方主办,而完全由富源民间的煤炭协会组织、出资;翌日,富源县向媒体通报,决定暂缓原定于6月10日至11日举办的“2012曲靖•富源•胜境文化节”,该文化节,包括“谋略富源”、“品味富源”和“唱响富源”三大主题。由此来看,滋生丑闻的“唱响富源”,哪怕并非由富源县出钱,却终归挂在其名下,故其沦为众矢之的,并不冤枉。
  公众的批判,焦点在于:国家级贫困县,哪来这般巨资?要么是县政府铺张扬厉,要么是贫困县名不副实,看起来像衣衫褴褛的叫花子,实际上却腰缠万贯,藏富于朱门之内。其实这两个“要么”,并不矛盾,可同时成立。骄奢与挥霍,是地方政府的通病,且不去说它。我们要知道,富源县除了是国家级贫困县,还有一个名头,曰“中国西部百强县”,排第45位——假如不说是贫困县,而说是百强县,举办这一场所费不赀的演唱会,你还会不会莫名惊诧,义愤填膺呢?
  兼具贫困县与百强县之名,这就是政治的诡异。也许有人说,西部太穷了,“西部百强县”如矬子里面拔将军,那些强县的实力,还不如东南沿海的贫困县呢。那不妨以2011年评出的“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百强县”(简称全国百强县)为例。其中有三个国家级贫困县上榜,内蒙古自治区的准格尔旗更是高居榜单第12位。
  问题不是出在百强县,而是出在贫困县身上。质言之,有些贫困县,哪怕是国家级,本身并不贫困,反而富可敌国。那么,它们为什么还要参与贫困县的评选,甚至最终被评为贫困县呢,原因十分简单,贫困县是一块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的肥肉,只要评上了,油水就汹涌而至,湮没了贪婪的嘴角。除每年上亿的扶贫资金,还有一些优惠政策,十分诱人,譬如高考有分数优惠,司法考试有学历优惠:国家级贫困县的考生,法律专业,专科便可报考,否则,就得本科以上学历。
  当贫困县的评选沦为一种变相的引资,犹如维稳沦为一种产业,慈善沦为一种生意,其本义必将被败坏,程序必将被扭曲。这一面,是一场“哭穷”的竞赛,参评的关节点,在于哭穷,而非真穷,真穷的话,有时反成软肋,因为还有另一面:“哭穷”背后,是一场“比富”的腐败游戏——那些并不贫困的县,竟一再入选,难道仅仅因为,评委失察,选手作弊,这二者之间,并无一丝猫腻?我们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公权力的行径,若有猫腻,那便如买卖,价高则得,因此可称“比富”。
  在公开的“哭穷”与隐秘的“比富”之间,我们看到,这么多年来,国富民强,与时俱进,国家级贫困县的名额,却不曾减少一个:从1994年,便是592个;到今年3月,最新一次公布名单,还是592个,相比上一次,只调整了38个县。我们看到,如湖南新邵县等,被评为国家级贫困县,竟视为“特大喜讯”,普县同庆。自然,这不是安贫乐道,而是将贫困当作了卖点。
  当贫困县无关于贫困,当扶贫变成了扶强,最大的受害者,毋宁是段子所言的“实在太穷了”的那些县。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表现于民与民之间,还表现于县与县之间,数十年来,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日渐拉大。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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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

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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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由撰稿人,退步青年。撰有《从黄昏起飞》(花城出版社,2008)、《穿越午夜之门——影像里的爱欲与正义》(花城出版社,2009)、《百年孤影》(东方出版社,2010)、《酒罢问君三语》(宁波出版社,2012)、《少年游》(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岂有文章觉天下》(华夏出版社,2014)、《帝王学的迷津:杨度与近代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鹅城人物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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