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旧文】
　　
　
　　吾友冉云飞兄，发明了两个概念，用来命名中国。一是“比傻帝国”，这个国家的肉食者与普罗，都擅长玩一种装傻与比傻的游戏，以自甘傻瓜，换得苟且度日，曾有读者将“比傻”二字颠倒过来，一样适用于中国，不过其立意，相较“比傻”，终归低了一档，而沦为粗莽的发泄。二是“互害社会”，这个社会的一大特色，就是互相撕咬，互相攻击，互相诬陷，互相伤害，互害的背后，是制度与文化的流毒对人性的腐蚀和焚烧。我以为，互害社会一说，可比孙立平先生的那个经典论断：“对中国最大的威胁可能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
　　且以新闻为证，来说互害社会。我们原以为，刑讯逼供，只是权力者对付民众的伎俩，近年来却渐渐发现，老虎凳之上，不分官民，电警棍之下，不分官阶。就连曾任中国足协副主席、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党委副书记的谢亚龙这等级别的人物，都难逃刑讯逼供之厄。据其辩护律师的申诉信，审讯期间，谢亚龙被毒打、电击（“用电警棍电击谢亚龙，甚至把电警棍强行往谢亚龙嘴里塞”）、连轴审讯（一次是四天，一次是五天），更勿论言语侮辱与恐吓。警方还一度扣留了谢亚龙的妻子，禁止其儿子出国留学，以妻儿的自由要挟他招供。对此，警方当然要坚决否认。不过，公众心头自有一杆秤，谁在说谎，谁受冤屈，以前要二十年才能判别，如今只需二十秒。
　　无论如何，谢亚龙遭遇刑讯逼供，还是令人惊诧莫名。谢某何许人也？当年大权在握，气焰熏天，江湖人称“龙王”，与其前任阎世铎的绰号“阎王”相映成趣。而且，他不仅是正司级的高官，还拥有如娱乐明星一般显赫的知名度。有一句流行语叫“谢天谢地谢亚龙”，还有一句叫“谢亚龙下课”，曾经响彻球场，不通中文的外国佬以为这是热血沸腾的中国球迷在高喊“中国队加油”呢。段子曰，2008年北京奥运会，梅西率阿根廷国奥队夺冠，赛后接受采访，媒体请他说一句最熟悉的中文，他腼腆一笑，张口便道：“谢亚龙下课”——当他驰骋于中国的赛场，此言一直在耳际盘旋。
　　然而，不管你旧时多么跋扈，多么风光，出自荣国府，还是王谢堂，今朝沦为阶下囚，就得在夹棍、警棍的暴力面前俯首称臣。就此而言，谢亚龙还不是最具戏剧效应的一例。我们都知道，警方是刑讯逼供的主体之一，殊不知，一旦警察被立案调查，同样将处于刑讯逼供的恐怖之中。原辽宁本溪市南芬区副区长兼公安局局长谢志冈，在接受本溪市检察院调查讯问期间猝死，被怀疑遭到了异常严重的刑讯逼供。原广东茂名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天福涉嫌贪污、受贿、行贿罪一案，庭审之时，其辩护律师提出，李天福在四天三夜的连续审讯阶段受到了刑讯逼供。
　　不太待见警察的朋友，可能会说，这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这是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当警察用电警棍殴打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是否会想到，有一天坐在老虎凳上瑟瑟发抖、胆战心惊的将是自己呢。由此便可引出“互害社会”的说法。假如将刑讯逼供视为制度的缩影，那么警察则兼具了施害者与受害者这双重角色，他不仅在伤害他人，还在伤害自己。同样极具反讽色彩的案例正如：退休的信访办主任在上访路上历经劫难，负责强拆工作的城管队长自家的房屋在寒彻的凌晨被推土机夷平，检察院的法医“被精神病”，法官遇上了枉法的判决而被投入监狱……
　　因此，互害社会包含了两点意思：其一，所有人是所有人的敌人；其二，自己是自己的敌人：今日之我是昨日之我的敌人，明日之我是今日之我的敌人，今天你是刑讯逼供的主体，明天却沦为刑讯逼供的客体。前者，可以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为参照，在此情境之下，人与人的关系，或者说一人对于另一人而言，不是人，而是狼，故在个人之间，时刻处于战争状态。当然霍布斯思想的基点是人性恶，互害社会的基点不仅是人性之恶，更指制度之恶。
　　相比之下，后者更加恐怖。人与他人为敌人，大不了返回丛林社会；人与自己为敌，那只能坠入幽暗的地狱。因为其终点，不是狼，而是自身的精神分裂，生命的根基坍塌了，灵魂与人性被撕成了碎片，人不再能成其为人。所以互害社会的极点，乃是“非人”。文革中国，可为明证。
　　生存于互害社会的人们，最大的特征，在于丧失了最起码的安全感。每个人都感觉四面树敌，无端的恐惧弥漫于鼻尖与神经。甚至，手握重权的官员尤其惶恐。他们深知，自己不仅是权力的主人，还可能沦为权力的敌人。一旦权力反噬其身，荼毒将更加可怖。以谢亚龙为代表的权力者的惨痛经历，可为镜鉴。
　　走出互害社会，走向公民社会，正是未来百年中国人的第一要务。我们所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立人，以人为人，而不再视对方为狼，不再视嫌犯为鱼肉——说到底，要让所有人都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首先要保证谢亚龙们拥有免于刑讯逼供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