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法学院学生的一封信

我们憎恶的所谓“导师”，是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径，而其实却是劝人不走的人。

——鲁迅《田园思想》

之一

我的朋友斯伟江大律师，公开发出邀约，请资深望重的律师、法官、检察官，给法学院的学生写一封信，指点求学与就业。我的身份，只是法律界的逃兵，更勿论资望深浅，自知不配执笔。不过，这些年来，蒙母校的师弟妹们不弃，常致信于我，问如何读书，如何择业，如何安身立命，如何飞黄腾达等。对这些问题，我虽不知正确答案为何，却知道错误答案为何；我虽不知怎样会步入正道，却知道怎样会误入歧途。这就像在西政读书期间，我上卢云豹老师的法制史课，他在第一堂课上就直言无讳：你们听我这门课，也许学不到什么真理，却可分辨谎言的成色，你们将知道这世间哪些人、哪些书在大言欺人，甚至到头来，将发现连我都在骗你们呢。

我不敢骗你们，故先说说我自己，为什么会成为法学院的弃子。我常常感慨，假如我大二暑假去律所实习，所跟随的律师，不是那位除了命我整理卷宗，就是喊我一同陪法官喝酒唱歌的师兄，而是“律师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斯伟江、张培鸿们，彼时之我就不至于对律师这个职业生出无端的厌憎；假如大三暑假我混迹检察院的一周，所参与的那场公审，法官不在庭上打瞌睡，检察官不对辩方律师颐指气使，彼时之我就不至于对司法机关生出无端的轻蔑，从而在此后一年找工作之际，我便暗暗发誓，决不吃法律这碗饭。可惜，人间世哪有那么多“假如”呢，人世无常，天道却有常，所以，不要抱怨命运，更不要屈服于命运，在你作出选择的那一刻，你就是命运。

我的经历，导致我对法律的看法，略微有些悲观、黯淡。中国的法律体系，依流行的法系划分，实属四不像，只能叫中国特色法系，如你所知，但凡一宗事物，被冠以“中国特色”的名目，则不再入流。有人开玩笑，说这世上只有两种法律，一是法律，一是中国法律；只有两种司法逻辑，一是司法逻辑，一是中国司法逻辑。这话虽有点极端，却也不无道理。值此，在中国习法学，切不可对法律的认知过于理想化，过于乐观，譬如视法律为信仰，那你还不如信春哥凤姐呢。法律就是工具，法学就是工具之学。伯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此处之“信仰”，当指行为，而非精神纬度，不必上升到宗教的高度。法律与宗教有关，然而法律不是宗教。相比伯尔曼之言，我更喜欢另一句西谚：“法律是政治的晚礼服。”“晚礼服”一说，仅限西方；在中国，法律早已堕落为政治的内裤。当然法律人的使命，便是将内裤变作紧箍咒，套在权力者头上。

过于理想主义的法律人，除了容易迷失于对星空的仰望，还容易迷失于富丽堂皇的法典与文本。知堂老人说过：“据我多年杂览的经验，从书里看出来的结论只是这两句话，好思想写在书本上，一点儿都未实现过，坏事情在人世间全已做了，书本上记着一小部分。”（《灯下读书论》）这段话本是谈历史，却无比适用于今日中国的法律生态。书本之法律，大多美轮美奂，一旦用于现实，则沦为助纣为虐的利器。以至有人哀叹，为什么中国法典的制作那般精美呢，因为其最大的用途，在于展览，而非实用。在此我们需要谨记，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在于践履。当法治的要义滞留于高悬的文本，则犹如残丝断魂；唯有飞入寻常百姓的家门，与正义亲密接触，它才能焕发青春。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国历来不缺空谈观念的人，独缺践履观念的人，法律人必须以践履为本位，假若他们都不愿践履，或者将行与知、践履与观念一刀两断，说一套，做一套——反观现实，何尝不是如此呢——那么，法治的蓝图，必将化作黄粱一梦。

百年中国，法律人的梦，多为噩梦。梦中的先行者，纠结于法律与政治的歧途，如迷路的羔羊。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原本盘根错节，连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九大圣人，都不能摆脱政治偏见的束缚，遑论邯郸学步的中国法律人呢？这里我只想说一点，正如做学问可以有门户，却不可有门户之见，法律人可以有政治立场，却不可因政治立场而扭曲了所立身的法律伦理。进一步讲，往大了说，就是要划清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界限；往小了说，即法律人不能自视为官员，尽管中国的法官、检察官往往都对应了一定的行政级别，这毋宁是一大悲剧的错位。我们万万不可将错就错。要做法律人，不要做官。做官有什么意思呢，12年前，韩寒辞别其挚友，赠言道：“切记，要不附权威，不畏权势，不贪权力。为了快乐，切莫做官。”再上溯一年，我读到高中语文老师H先生的一句词：“方正做人勤笔墨，切莫为官。”你看你看，十余年如一弹指，苍天灰了许多，弯月瘦了许多，我读到这些话，还是无限感念。

之二

说罢立志，再说读书。若在文学院，也许我们需要谈论“怎样读书”、“该读什么书”的问题；那么在法学院，首当其冲的问题则是“要不要读书”。这一面取决于浇漓的世风与反智主义的弥漫，成功人士“原来不读书”的轶事像梅花落满了雾都的南山；另一面，则取决于法律专业的特质，既然将实践放在了第一位，理论的修为，不免被渐渐漠视、冷藏。教部门法的老师常常告诫我们：“办一场模拟法庭，做一次田野调查，胜过读十本教材！”如此，读书渐成奢侈。

且声明一点，这里所言的“读书”，与教科书无关。在法学院，那些将“不读书”奉为金科玉律的学生，恰恰是教科书的热恋者；他们不读书，乃是不读教科书以外的书籍。如我的一位高中同学，毕业前夕，他在班会之上坦言：高中三年，他没有读过一本课外书。以其朴讷诚笃的秉性，这绝对是实话，故此言一出，台下一片惊呼，班主任则喜出望外，从此将这个贫瘠的案例抹上了蜂蜜和番茄酱，饲养一代接一代的饥渴学子。我这位年兄，在一所二流大学的法学院深造四载，后来考上了公务员。他的人生，按部就班，像一具从未停摆的座钟。只是在我们这些野性难驯的草莽看来，毋宁少了一些什么。

我有一个偏见，大陆编写的法学教科书，不可谓之书，假如不用应付考试，不妨统统扫入垃圾堆，或者当作废纸，卖给楼下的门卫，换一顿烧烤与啤酒之资。以法理学为例，哪怕是出自沈宗灵先生之手的《法理学》与《西方现代法理学》，依然充满了意识形态的狭隘与僭妄。读这一类书，不仅无法汲取法理学的精义，反而下载了一脑袋的病毒。杀毒的工程，需要你读十本好书来完成。至于宪法等教科书，不止是误人子弟，更对人类的智商和良知构成了严峻的挑衅。这些书，当废品去卖，都不大合适，因为还可能贻害他人；我建议在毕业季的六月，举火焚烧，从五楼掷下，让权力的谎言飘散为时光的灰烬。

对于教科书之外的法学论著，我的阅读取向是，能读港台学者的著作，就不必读大陆学者的著作；能读外国学者的著作，就不必读中国学者的著作。这有些像鲁迅《青年必读书》所云：“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因大陆的法学家，哪怕将冯象先生这样的候鸟计入在内，可读者，十余子而已；而且这寥寥数人当中，如苏力的书，可取之处，并不在其结论与方法，而在其问题意识，以及对学术的真挚、热忱之姿态。质言之，中国法治的堕落，法学家及其著作的堕落是最鲜明的标志。

当然，阅读外国的法学论著，我们同样会常常气沮。不是人家的品质问题，而是我们的翻译问题。美国法学家哈罗德·J.伯尔曼有两本名著，《法律与宗教》译笔流丽，堪作启蒙读物；《法律与革命》为数人合译，读来佶屈聱牙，不通之处，如咬隔夜的冷馒头。再如德沃金《法律帝国》等，与恶名昭著的西美尔《社会学》、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译本一样，不仅令人疏远了德沃金、西美尔、福柯的思想，还可能导致我们对汉语无比绝望。读破烂译本的唯一好处，在于唤醒我们学习外语的兴趣。

回头再说读书的路径。据严耕望回忆，其师钱穆曾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只脚是历史地理，一只脚是制度，钱穆的眼光，在于通史，这两门学问，只供他站稳脚跟。反之，对研究历史地理与制度的学者如严耕望而言，则必须具备通史的辽远视野与宏大气魄，否则心气无法拓宽，学问陷入僵局。研究法学，亦同此理。读部门法，不可不读法理学与法制史学；读法学，不可不读政治学，甚至还得读哲学与史学。后者读通了，前者的气象自然就大了，愈是专门之学，愈需要以大气象、大视界为支撑。

最后不免老生常谈，重申案例的重要性。中国虽不是判例法国家，然而案例的作用，可譬之为水，法典和教科书上的法理则如鱼。法治的和谐，仿佛鱼水之欢。法理脱离了案例的滋养，必将沦为涸辙之鲋。传统的法学教育，更重法理的讲授，如此，我们就得多读案例，以补其不足。从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写的《人民法院案例选》，到律师的办案实录，都应该纳入法学院的阅读视线——相比之下，律师的手记更生动，更曲折，更具戏剧效应，更能呈现法治运行的原生态，故更吸引读者的兴味。前不久，我将开来律师《胜诉在美国》与袁裕来律师《特别代理民告官手记》并读，犹如金圣叹所云：腌菜与黄豆同嚼，大有胡桃滋味。

既然谈到案例，我便讲两个我所亲身经历的学院之外的法律人读书的故事。且不说斯伟江——这厮以博学著称，学贯古今中西，满腹诗书，学问太大了，下笔千言，从标题就开始用典，读来令人心生敬畏；我多次去袁裕来律师的书房，原以为他只读法律书，不曾想他早在二十年前就读通了尼采、萨特和海德格尔，有一本尼采的著作，从头至尾都是密麻的眉批。有一次我与陈有西律师同车，他一上车就埋首书中——那书系我刚从书店购得——我与友人在一侧谈声色犬马，他似充耳不闻。至于我所尊敬的何帆法官、何远律师等，都是读书狂人，手不释卷，目不窥园。我讲这些，并不欲说明什么，印证什么，诸如读书对成为优秀的法律人有何作用等。当你与人争辩读书之用，有助于升官还是发财，有助于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则已经偏离了读书的真义。我们不必以功用权衡读书，或者，退一步讲，读书本身就是一种用，正如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存在，写作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供《中国经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