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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的“童工”

【“童工”政治,最新一例,是湖南湘潭市岳塘区拟任1991年10月出生的王茜为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王茜因此被戏称“湘潭神女”。】
  
  
  官场的“童工”
  
  
  “他是官二代,父亲是军中大佬,两个哥哥在外企工作,他的大学导师全国知名,天之骄子造就了他飞扬跋扈的性格,有一次他在洗浴城与人口角,先后杀死了保安及闻讯赶来的老板之子,还将意欲起诉的老板拦在法院门口毒打了一番,舆论大哗,迫于压力他被判处死刑,然而没过多久,他却堂而皇之招摇过市——他就是哪吒。”
  这个嘲讽“官二代”的段子,本是蒙尘的陈年旧物,如今来读,却读出了一点新意味。这两年来,我们渐渐发现,“官二代”的标签,在能指与所指之间,已经浮现了巨大的裂痕,横行于市面的官家子弟,不止是二世,连三世、四世都开始为非作歹,为恶不悛,再称“官二代”,显然低估了权力者比蟑螂还要强盛的繁殖能力;而且“官二代”一说,过于宏大,现实的丑恶,却具体而微,两者常常不能相称,或者说,论及现实,需要比“官二代”更精确、更形象的说法。譬如哪吒现象,我们现在就不叫“官二代”,而称其为官场的“童工”或“神童干部”。
  “童工”之说,实在语妙绝伦。君不见,在今天,乌烟瘴气的中国官场,颇有一些人,还不足14岁,就开始吃官饭、拿官饷,而且他们无须到办公室坐班,每月工资打到指定的银行卡上即可。我记得最神奇的一例,是一位粮食局长的公子,大概还在读小学,便在父亲治下任职,与其老师一样,月入斗金。至于14岁以上、18岁以下的公务员,更如恒河沙数,俯拾皆是。像前不久媒体曝光的山西长治官场,副处级以上干部任命公示,其中有2人系14岁参加工作,1人系16岁参加工作,5人系17岁参加工作——这应该不是长治所独有的怪象。
  “童工”的滋生,不乏历史原因。譬如生于1950、1960年代的公务员,限于时代的局促,有些初中毕业,就提前参加工作;有些系行伍出身,其工龄则从参军之日计起。但是,那些生于1980年代的公务员,15岁步入官场——更不必说此后之升迁,如坐火箭,三十岁不到,便当上了县委领导——还如何归咎于历史的黑手呢?在此,我们需要谨记一点,对权力者而言,历史从来都是现实之恶的遮羞布。俗话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往往并不是问题;同理,推到历史(以及国情、国民性等)身上的原因,往往并不是原因。
  毋庸置疑,官场的“童工”,基本上都是权力体系近亲繁殖的物种。当公权力失去了必要的制约,它的本性便得以释放。其本性,对外,是无限侵略与扩张;对内,是万世一体,固若金汤,权力的蛋糕,决不容外人染指。此中代表,如秦始皇,曾祈望“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质言之,依权力者的本性,红色的权柄,当从一代传到二代,二代传到三代,子子孙孙,千秋万代。权力的传承,如古时皇帝立储,在接班人的幼年,便开始蓄意培植,正如我们一贯高呼的“从娃娃抓起”。在此逻辑之下,“童工”应运而生,无足为怪。也许有些权力者,恨不得在儿女呱呱坠地之际,就往他们手里塞一柄黄金权杖呢。
  与其纠结“童工”的年龄,不如发掘潜伏在其幕后的更具决定性的权力之属性。刚才已经谈到其本性,要义有二,一是贪婪,二是自私。因其自私,才企图将权力的归属,化公有为私有,化国有为家藏,化禅让为世袭;因其贪婪,待权力私有化后,一面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扩展,一面却希望由自己的子孙继续占有权力的雪球并推动其扩大化。若子子孙孙无穷匮矣,权力必将从雪球膨胀为地球。基于此,“童工”的儿女,必将还是“童工”。权力滚雪球,“童工”何尝不在滚雪球?是故,“童工”政治最可怕的一点,不是“童工”的年龄之小,而是其繁衍能力之强。
  权力的繁殖,取决于其本性。“童工”问题的解决,正关乎对权力本身的改造。这种改造,不止是对“童工”动刀——假如止步于此,不啻为头疼医脚;还得对其父辈下手。既然将权力拟人化,那么不妨继续打比方:法治与宪政,相当于阉割了权力者的命根子,给权力结扎。当权力的生育功能由权力者自身所占有,“官二代”与“童工”必定源源不绝;结扎以后,权力的谬种才可能被禁绝。
  结扎手术由谁来主刀呢,这是一个问题。请权力者自宫,大抵是天方夜谭。看来还得寄望于民权的壮大,以屠龙刀对抗公权力的倚天剑。
  回头再说哪吒。这个“官二代”、“童工”,一面享受权力的福利,一面生出了对权力的叛逆,最终,他以大觉悟、大勇气,剔骨还父,割肉还母,实现了对权力体系的伟大决裂,从而成为一个自由人。挥刀自宫,依然局限于权力之中;剔骨割肉,则背叛于权力之外。当然,如此事迹,只可能是一个神话。放眼今日中国的权力场,何来自由的哪吒呢,全是加强版的秦始皇。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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