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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走狗遍地的世界,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这十五年来,每年的4月11日,王小波的名字都会像幽灵一样飘荡于我们春暖花开的视线。对他的纪念,俨然是一种时髦;评估他在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水位,俨然是文化界的核心议题。如在今年,他的遗孀亲自出场,谈“王小波的意义”。可惜这篇八百来字的文章,除了拉虎皮,便是抱怨,王小波的意义,升华为一个苍白的符号,像一弯冷月,高悬于苍穹,距离人间世的读者越来越远。这让我想起我的大学同学,自诩为“王小波门下走狗”的W兄的一个论断:其实李银河并不懂王小波,哪怕她曾与王小波朝夕相依数十载,哪怕王小波“爱你就像爱生命”。李银河是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却不是一个优秀的王小波作品的读者。
  我十分欣喜于国人对王小波的爱戴,正如我十分反感于国人对王小波的神化:从“王小波门下走狗”到“把王小波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依此势头,假以时日,这世间也许会生出一门王(小波)学,与鲁(迅)学、钱(锺书)学、张(爱玲)学等显学一样,沦为学术界趋名逐利的工具、勾心斗角的噱头。这非但不是王小波的成功,反倒是他的悲哀。因为神化王小波,正构成了对他本身以及他所发扬的价值观的严重背叛。
  相比王小波的小说,我更爱他的随笔,或曰杂文。其杂文写作,若论谱系,可上溯到胡适,而非鲁迅(鲁迅的杂文,主旨是战斗,胡适的杂文,主旨是说理)。这一脉的书写,第一是卑之无甚高论,常识而已——这绝非贬词,千年中国,最缺常识,故愈发衬出了常识言说的可贵;第二是坚持经验主义的理路;第三是传承自由主义的香火。当然,王小波的文字感,要优于胡适;说理的趣味,胡适更远为不及。这里且多说两句。胡适的才情,在他活跃的时代,不如陈独秀、二周多矣,他的文字,读来如饮白开水,然而,因其说理通达,反而映出文字的通达,如秋月华星,如江河浩荡,周策纵说胡适的行文“平情顺理,清浅流丽”,正是不刊之论。这不是第一流的文字,而是第一流的写作——此言同样适用于王小波,我以为,以他的才华,其文字表达,完全可以鸿笔丽藻,美轮美奂,只是,为了说理的便宜,他弃夏花而取秋叶,摒弃浮华,归于平实。
  我读大学那些年,王小波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一度是我的枕边书。它与《胡适文存》一起,让我领会到了文字的自由属性。文字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相辅而相成。自由的言说,往往都是大白话,让引车贩浆之流,贩夫走卒之辈,读来毫无滞障。相反,宣扬邪说谬论,有时不得不故作高深,故弄玄虚,若非如此,怎能掩饰漏洞,蛊惑公众呢。自我读过胡适与王小波之后,便生出一大偏见:假如一本书读来艰深晦涩,满纸都是玄关,那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作者并未将事理完全消化,故只能蒸出夹生饭;或者,作者企图发扬的事理,本身即半生不熟。这两点,都指向说理的重要性。胡适与王小波的文章,最令人受益的一端,就是教会我怎么说理。
  王小波的杂文,虽不同于鲁迅,然而鲁迅对杂文价值的论断,却可施于他:“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所以说,当《沉默的大多数》一版再版(我至少见过五个版本),一面是好事,一面却非好事:这说明王小波所批判的时弊尚未消亡,至今依然在刺痛中国的神经;而且,我们说理的功夫,并不能挥洒自如,否则何必继续师法王小波这个死鬼呢。
  单就王小波的杂文与随笔写作而论,他的名字,在今天出现的频率愈高,愈印证了他的作品的失败。假如我们能将他忘却,能越过他的精神尸骸,那时,我们才能与他批判的时弊挥手作别,从而走出是非颠倒的愚人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忘却乃是最好的纪念,当然忘却的前提,是我们已经学会了像王小波那样独立思考,自由说理;将他塑成雕像,推上神坛,不免形成了一种苦涩的反讽。因为依王小波的性情与思想,他何尝想过当大师、宗主、圣徒,开创一个王门,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所谓“意义”的泉源呢——他避之惟恐不及。因此,纪念王小波,不是要做他门下的走狗——我想王小波必定不喜“走狗”之说,他的杂文写作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唤醒走狗身上的人性,启蒙其直立行走——而是敢于在走狗遍地的世界,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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