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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官只因读错书?

贪官只因读错书?
  
  
  我们对贪官,常有一种偏见,以为他们大都满脑肥肠,不学无术,以贪赃枉法、卖狱鬻官为手段,以吃喝嫖赌、寻欢作乐为己任。这些人,眼里只有人民币,而无人民,腹中只有酒色,而无文才。他们的办公室,也许书香四溢,不过只是作为典雅的摆设,事实上,那架上的书,许多连塑膜都未拆开呢。
  贪官不爱读书,这般错觉,不知滋生于何时与何地,却十分契合传统伦理的说教(知识的含量与道德、正义的关系,当成正比;道问学与尊德性,乃是一体两面),沉入了国人的简化思维。以至,当我们发现,颇有些贪官,都是读书人,则只能替偏见辩解,强词夺理:贪官虽读书,却读错了书,或者,他读《论语》等经典,却误会了圣贤的微言大义。一言以蔽之,不是书的错,是人的错;不是读书的错,是贪官不会读书的错。
  《人民日报》(2012年3月19日)刊文“领导干部该读什么书”,即秉承这一逻辑。此文胪列了数位爱读书的贪官,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常看《肉蒲团》、《素女心经》、《金瓶梅》,结果荒淫无度沦为阶下囚;辽宁沈阳原副市长马向东,随身携带《赌术精选》、《赌博游戏技巧分享》、《赌术实战108招》,结果赌博成性输掉了整个人生;山东泰安原市委书记胡建学,喜看《麻衣相法》、《柳庄相法》、《相术大全》,结果鬼迷心窍踏上了不归路。其结论曰:为官读书重要,读什么书则更为重要——言下之意是,胡长清们读错了书。
  赌经和相术,我不太感冒,故无发言权;《金瓶梅》、《肉蒲团》等,我倒读过一批,可惜前者是洁本,只怕我未尝读出真义。然而,我绝不相信,读了这些所谓诲淫诲盗的书籍,读者就会荒淫无度。这二者之间,也许有一定瓜葛,却无必然性的关系,前者并不必然导致后者,犹如后者之成立,并不必然要求前者的引导。哪怕胡长清不读《金瓶梅》、《肉蒲团》,无限膨胀的权力与情欲,依旧可能致其骄奢淫逸。相反,经济学家读《金瓶梅》,读出了经济危机;革命家读《金瓶梅》,读出了阶级斗争;流言家读《金瓶梅》,读出了宫闱秘事;女权主义者读《金瓶梅》,读不到一半便拍案而起,她们眼中的熊熊怒火,将压迫女性的西门庆们烧成了灰烬。
  其实,爱读书的贪官,除了胡长清、马向东等,还有上海宝山区前区长秦裕、最高人民法院前副院长黄松有,他们都是博士出身,属于学者型官员,不仅读书,而且著书:秦裕翻译了《新个体主义伦理观——爱因·兰德文选》,与他人合译萨特的著作,还在《读书》杂志发表过论兰德的书评;纵然今日黄松有已经沦为阶下囚,单就学术而论,他的法学造诣,堪称一流,我犹记得,2008年底,法学界最权威的奖项之一,第二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颁奖,黄松有凭《司法解释权:理论逻辑与制度建构》一文获得三等奖,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多月前,黄被双规、免职的新闻就已经曝出,却无人在30天的异议期内,痛打落水狗,对其获奖提出质疑,质言之,黄获此奖,名副其实,并不存在作弊之举。
  秦裕、黄松有的经历,则证伪了贪官与读书的必然关系,而且消解了“领导干部该读什么书”之问题的必要性。秦裕精通伦理学与哲学,黄松有纵横于法律理论与实践之间,他们平时读书,自然不是《金瓶梅》、赌经之类,但是,书中的知识,并不能阻止他们贪墨、弄权的魔手。由此可见,官员读什么书籍,与他们是否奉公守法,关系实在不大。
  不必说读书与做官,甚至在读书与做人之间,古代圣贤所建构的知识与德行的桥梁,早已裂痕斑斑。拥有知识,未必就拥有德行,像在我们生存的年代,知识人堕落于无耻深渊的速度,远胜于无知的普罗。诚所谓,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话说回来,有时的确不是书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奥威尔《一九八四》的伟大,有人说,多一个人读《一九八四》,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此言足以适用于大多数人,然而,我有一个当警察的朋友,读完这本书,对我说,他从书里学了两招,用来审判犯罪嫌疑人,屡试不爽。这就不是向自由致敬,而是向老大哥致敬。假如奥威尔泉下有知,必将反躬自省“我为什么要写作”。
  当然,我如此解构知识与德行、读书与做人及做官的关系,并非主张官员不必读书,而是试图指出,知识之上,还有常识,官员读再多的书,都必须谨记,他们的知识,若无常识支撑,极有可能沦为虚伪的说教和权力的春药。那么对官员而言,何为常识呢,譬如“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譬如“把权力关进笼子”,譬如“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些常识,官员若能知行合一,纵然他每天读一本《金瓶梅》,仍不至步胡长清们的后尘。
  
  供《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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