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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回信:致涂鸦者

谢谢你的来信,天朝的青年朋友。请允许我这么称呼你,这不是客气。我生活的朝代,纵然一向有“盛世天朝”之誉,不过相比你的时代,还是逊色三分。鄙朝的诗人,大都为权力者唱过赞歌,像我最敬重的朋友李太白兄,吹捧起韩朝宗大人(即韩荆州),那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人”,这样的阿谀,用在孔夫子身上,他都要脸红。但是,我听说贵朝有一位大诗人,以地震遇难者的口吻,赋词曰“纵做鬼,也幸福”——这等诗词的诞生,才是一个世道之为盛世,一个朝代之为天朝的显著标志。
  你在信中说,天朝的青年,对语文书上的我,肆意涂鸦,让我开摩托骑白马,打机枪卖西瓜,甚至玩上了iPone手机,可叹我当年,不要说乔布斯的苹果,就连砸中牛顿的苹果,都没见过呢。你问我会不会生气,随后便用甜蜜的誉美堵住了我的嘴:“以您老人家‘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博大胸怀……”这里先容我解释一下,博大胸怀云云,更适用于太白兄,我的性情,确如《旧唐书》所言:“甫性褊躁,无器度”。一个人,经历那么多苦难,还能光风霁月,旷达不羁,古往今来,大抵只有太白与东坡;我做不到,却并不以为耻。
  当然,我虽褊狭,却不至因此而生气。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多么希望,那些如美梦的涂鸦,可以应验在我身上。我对机关枪不感兴趣,先贤云:“乃知兵器是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身怀利器,杀心四起。夷人亦云:“凡动刀的,必死于刀下。”(《圣经·马太福音》)这些话,尚祈转告贵朝的涂鸦者与执政者。至于摩托、西瓜,牛顿的苹果与乔布斯的苹果,若能惠寄一二,鄙人感念不尽。
  贵朝的媒体,将这些涂鸦称之为恶搞。我倒不觉得涂鸦者有什么恶意。他们落笔之际,也许有一种真诚的快意呢,若能借此排解胸中郁积的烦恶与怨恨,我乐意奉献自己的寒碜形象,反正我的肖像权早已过期了。不过,说到恶搞,我却想起一事,那才是真正的恶搞,一直令我耿耿。贵朝的郭沫若君,曾写过论我和太白兄的书,评拙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说寒舍的屋顶有三重茅草,厚逾一尺,冬暖夏凉,比瓦房讲究,说我不该因秋风“卷我屋上三重茅”而“怨天恨人”——亏这厮写过古诗,难道不知,古之三九,多为虚数?他还批评我不该骂穷人的孩子为“盗贼”,称自己的儿女为“娇儿”,斥我歧视农民——对此,我能说脏话吗?不能吗,那我无话可说。
  正是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我祈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据说贵朝的寒士们,至今仍受住房问题的无尽折磨,看来这懒惰的时代,千余年来,硬是不肯前进半步。此劣诗,使我成为了忧患意识的代言人,令我羞惭于无地。其实,真正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人,是无声的百姓,我怎么忍心骂他们是盗贼呢。贵朝的同行王家新君,有一句诗写到了我,道出了我酝酿千载的心语:“人民,人民就是那些从来不会写诗/但却一直在杜甫的诗中吞声哭的人!”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请代我谢谢那些涂鸦者,半生忧患,一世飘零,惟有在他们的自由想象之中,我才过上了好日子。我衣衫褴褛的形象与捉襟见肘的生活,被摩托车与iPone手机抹上了一丝现代性的亮色。然而,无论忧患有多重,却从未压倒我瘦弱的躯干,我飘散的胡须,长成了不屈的荆棘;我把头仰断了,都不愿低下来。从这一点上讲,我打败了将我重重围困的时代与命运。
  暗夜降至,我该搁笔了。在朱门的酒香与饿殍的尸臭之间,我看见天朝的长夜,比长城还长。这样的盛世,何时才是尽头?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大道不行,各尽本分。前路漫漫,善自珍重。
  
  供《东方早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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